毛主席正为红军前途发愁，一个俘虏主动站出来，后来成了开国中将

主要信源：（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红色广电》王诤：红色电台奠基人）

1930年，红军战士打扫战场时从敌军师部搬出个铁匣子，上面满是旋钮和刻度盘，没人认得这是什么。

有个战士好奇摆弄了几下，把发报机部分给捣鼓坏了，只剩下收报机和充电机还能用。

这便成了红军拥有的第一件无线电设备半部电台，和这半部电台一同被俘的还有几名国民党军通信人员。

按照红军政策，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留下的欢迎加入。

多数人领了路费离开，唯有一个叫吴人鉴的年轻中尉报务员选择留下。

他是江苏武进人读过苏州工专，又进过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在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担任报务员。

促使他留下的原因很简单：被俘几天里，他看见红军官兵同吃同住无人欺压，这支队伍和他待过的旧军队完全不同。

红军高层很快注意到这个懂技术的年轻人。

1931年1月初，在宁都小布镇的一间祠堂里，毛泽东和朱德接见了吴人鉴等几人。

毛泽东表示欢迎他们把技术用来为工农服务，朱德则指着那半部电台说，白军有的东西红军将来都会有。

这次见面后，吴人鉴改名王诤，取“诤言笃信”之意，自此开启全新人生。

刚到红军的王诤最先干的活是抄收新闻，当时苏区消息闭塞，领导们看外界报纸都困难。

王诤用那台只能收不能发的电台，每天搜索国民党中央社和各通讯社的电讯，抄录整理后送给领导参阅。

毛泽东拿到这些手抄稿时很高兴，称这是“没有纸的报纸”。

这些抄收的材料后来逐步发展成《参考消息》的雏形。

抄新闻终究是辅助，王诤真正的价值体现在随后到来的第二次反“围剿”中。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兵力进犯中央苏区，红军仅三万余人，形势危急。

毛泽东、朱德苦寻战机二十多天未果，整个指挥部气氛凝重。

关键时刻，王诤从电台中截获了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部与吉安留守处的往来电报。

得知该师次日将从富田开往东固，而东固正是红军总部所在地。

这份情报被火速上报，毛泽东、朱德当即下令部队星夜调动，拂晓前在东固设伏。次

日战斗打响，红军全歼该师并缴获完整电台，此战成为第二次反“围剿”的首场大捷。

战后庆功会上，毛泽东特意把王诤请上主席台，向全军介绍这位“千里眼顺风耳”。

一个加入红军仅四个月的前国民党俘虏，能获得如此公开表彰，在当时极为罕见。

此后红军乘胜追击，十五天内五战五捷，粉碎了敌军第二次“围剿”。

王诤清楚，光靠个人技术撑不起红军通信事业，他很快向总部建议开办训练班培养人才。

1931年2月，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宁都小布镇开班，王诤亲自担任教员。

没有教材，他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没有器材，他用废旧铜线绕制训练器。

四个月后，第一批学员毕业，红军有了自己培养的通信兵。

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时，中央苏区已拥有六部电台，基本实现各部队间的无线电联络，还能与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保持联系。

随着电台数量增加，通信网络逐步完善 ，红军使用的密码是周恩来设计的“豪码”。

王诤在应用过程中不断提出改进建议，以其专业细致获得“头脑精细”的评价。

1933年，王诤已领导建立起覆盖苏区的通信网络，在“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上荣获二级红星奖章。

1934年9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开始后，王诤担任中央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肩负起保障全军通信的重任。

湘江战役中，他为掩护战友身负重伤，昏迷中被战士们用门板扎成的木排送过江，为此有七名年轻战士牺牲在江中。

后来过贵阳途中，王诤因疟疾高烧掉队，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人沿路寻找，足见其重要性。

正是这种用生命守护通信的坚持，确保了长征途中中央与各部队的联络基本畅通。

到达陕北后，王诤的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

他主持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重新接通了与红二、红六军团的通信。

1940年底，他参与筹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使党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向全国。

他还着手创建根据地的气象观测事业，为后来新中国气象工作打下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王诤领导的通信网络已覆盖各大野战军。

三大战役期间，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发出的数百份作战电报，全部通过这条网络送达前线。

西柏坡纪念馆专门修建了一条“电报走廊”，墙上镌刻着当年大量电报原文，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

有资料显示，毛泽东曾说过：“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新中国成立后，王诤先后担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邮电部党组书记、第四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等职。

他主持研制了中国首批半导体电台，在抗美援朝前线组织电子对抗，使美军电磁干扰失灵。

他还用美军战机残骸中的零件，组织攻关十个月，研制出中国独有的短波单边电台。

1955年全军授衔，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获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