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提前竣工，在落成庆功宴上，周总理向总建筑师张镈敬酒，说：给你们打个五分！”人民大会堂是国庆“十大建筑”之首，为什么只打五分？
 
其实说到人民大会堂，那真是咱们国人心里的一个标志。每次电视上看到开大会，或者国事活动，背景里总少不了它那庄重大气的身影。
 
可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座建筑，从决定要盖到全部完工，前前后后只用了10个月！这事儿搁在今天，光是走完各种流程可能都不止这个时间，更别说建成了。
 
那话说回来，这么了不起的工程，为啥只是“五分”？是满分吗？还是说留了五分进步空间？
 
说起来，张镈这个人，出身挺特别。他老家在广州，父亲是清末的两广总督，正经的官宦世家。按常理，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多半是要走当官或者从军的路子。
 
可张镈偏偏迷上了盖房子，跑去东北大学学建筑，成了建筑大师梁思成的学生，后来又跟着杨廷宝先生学本事。
 
这说明啊，一个人走什么路，还真不完全看出身，自己的兴趣和志向才是关键。他打下的底子非常扎实，这为他后来接下人民大会堂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埋下了伏笔。
 
1958年，国家决定要建造一批大工程，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这就是后来大家常说的“十大建筑”。这里头最难、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大会堂。
 
您想啊，它得能装下上万人开会，还得有国家请客吃饭的大宴会厅，各种办公开会的地方，功能复杂得像个小城市。
 
而且国家说了，十个月后必须能用，时间紧得让人喘不过气。那时候咱们国家刚刚起步，要啥没啥，国际上也没个现成的样子能照着学，全得靠自己琢磨。张镈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点将当了总建筑师，担子一下子压到了肩膀上。
 
那十个月是怎么过来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极限挑战”。图纸不能等完全画好了再动工，那是来不及的。
 
只能一边画着，一边就往工地上送料，工人就按着还没完全确定的图纸开始干。这叫“三边工程”：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
 
张镈的压力可想而知，他笔下一根线画歪了，可能就意味着工地上几吨材料白费，几百个工白出。
 
他后来回忆，那时候几乎不回家，整天泡在工地上，困了就在办公室眯一会儿，睁开眼就接着看图纸、解决现场问题。这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是全国在支援。
 
天南地北的好东西，都往天安门边上这个工地上送。工人们也拼了，有支青年突击队，为了抢回耽误的工期，连续几天几夜不歇气，硬是把几百吨钢筋全绑扎完。
 
这种场面，现在想想都觉得热血沸腾。这不光是盖房子，这是在拼一口气，要给新生的中国争个脸面。
 
说到设计，也有很多故事。最核心的那个万人大礼堂，屋顶怎么处理，让设计团队伤透了脑筋。太大了，弄不好人坐在里面会觉得渺小，或者压抑。
 
这时候，周总理的一句话点醒了大家，他说要搞出“满天星斗，水天一色”的感觉。这话听起来像诗，但道理很深。
 
最后张镈他们想出的办法真妙：把天花板做成穹窿形状，和墙壁的衔接处做成平滑的圆弧，颜色都用淡淡的青色，然后在屋顶上精心布置了三圈灯槽，装上好几百盏灯。
 
灯一亮，屋顶星星点点，和墙壁的淡青色融在一起，真就像星空和远天接到了一块儿，又开阔又明亮，一点不觉得空荡压抑。所以说，一个好的主意，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
 
就这么咬着牙拼了十个月，1959年9月，这座宏伟的建筑真的赶在国庆前建成了，还提前了几天。
 
在庆功的饭桌上，周总理向张镈敬酒，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很满意，给你们打个五分！”很多人一听“五分”，可能觉得是不是没到顶，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十分”？
 
这就是理解上的一个小误区了，那时候学校里、工作上，流行的就是“五分制”，五分就是最好的，顶到头了，相当于现在的100分。总理这个“五分”，就是最高的评价，是满分。
 
以周总理那种严谨的作风，能这么直接地表达满意，是非常难得的褒奖。这个分数，是对张镈个人的肯定，更是对那上万名建设者，对全国上下那股子心气的最高赞扬。
 
张镈先生这一辈子，不止做了人民大会堂这一件大事。北京城里好些有年头的地标，像那个很漂亮的民族文化宫，像友谊宾馆、北京饭店东楼，都是他的手笔。
 
他的设计有个特点，就是既有咱们中国自己的民族风格，看着大气典雅，又很实用，符合现代生活的功能。
 
他一直干到很大年纪，对建筑的热情从来没减过。到了晚年，家乡山东无棣县想重修一座古塔，找他帮忙设计，他一点没推辞，精心画好了图纸，了却了一桩回报乡梓的心愿。
 
张先生去世后，根据他的愿望，骨灰送回了老家安葬。一个从传统大家庭走出来的学子，最终用他手中的笔和尺，为国家留下了不朽的印记，这是很了不起的人生故事。
 
回过头看，这个“五分”，早就超越了一个简单的评分。
 
那种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志气，那种不计个人得失、全国一盘棋的团结精神，是比钢筋水泥更坚固的基石。
 
参考资料：
张镈：中国建筑泰斗.--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