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李玫瑾教授的这一建议，并非凭空提出，而是源于这些年频发的“扶老被讹”事件。

湖南的尹先生，在带儿子就医的途中，偶遇摔倒的老人，出于好心上前搀扶，却不料被老人家属反咬一口，不仅被诬陷为肇事者，还被张口索要3万元赔偿，甚至遭到“要追究你刑责”的威胁。为了洗清自己的冤屈，尹先生十几天来精神恍惚、四处奔走，耗尽心力才找到隐蔽的监控，证明自己与老人摔倒无关，可讹诈他的家属，仅仅一句“对不起”就草草了事，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处，尹先生的精神煎熬和经济损失，也只能自行承担。

这样的委屈，不止尹先生一个人承受过：山东临沂的王先生，好心扶起骑车摔倒的老人，却被家属无端诬陷，承受了无尽的指责和压力，最终也只换来一句敷衍的口头道歉。

江西一名17岁的少年，看到醉酒老人摔倒后挺身而出，反被老人家属当众掌掴、无理纠缠，即便监控清晰证实少年无责，讹诈者也未受到任何惩戒。

更令人痛心的是广东的吴伟青，扶老人后被讹诈20万元，即便警方出具鉴定报告，证明其车辆与老人无任何碰撞痕迹，仍摆脱不了讹诈者的纠缠，最终不堪重负投河自尽，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讹诈者却安然无恙，这样的结局，让无数人感到愤怒又无奈。

这些案例的共同痛点，就是讹诈者的违法成本太低，而好心人行善的成本太高。

讹诈者只需随口说一句“是他撞的”，就能坐享其成，即便讹诈失败，也只需道个歉就能全身而退，几乎没有任何损失；而好心人们，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去寻找证据、自证清白，还要承受精神上的折磨，甚至可能影响自己的名誉和正常生活。

久而久之，“扶人”从一件力所能及的善意之举，变成了一件让人望而却步的“高风险事”，有人扶人前先录像存证、找路人作证，有人干脆选择绕道而行、视而不见，社会的善意被一点点消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越来越淡薄。

就在大家对“扶不扶”感到迷茫无助时，李玫瑾教授的建议，精准击中了问题的核心。

作为长期深耕犯罪心理学和社会治理领域的专家，李玫瑾教授十分清楚，“扶老被讹”乱象之所以屡禁不止，关键就在于讹诈者缺乏足够的法律威慑，心存“讹成赚、讹不成不亏”的侥幸心理。

因此，她明确提议：凡是好心人扶起老人后，被对方索要天价赔偿，且老人及其家属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是好心人导致其摔倒的，就可以以“敲诈勒索”罪提起诉讼，依法从严惩处；如果情节较轻，达不到刑事判刑标准，也必须处以高额罚款，让讹诈者付出惨痛代价，彻底打破他们的侥幸心理，遏制“扶老被讹”的歪风邪气。

这一建议一经发布，立刻得到了网友的热烈支持，大家纷纷留言“太解气了”“终于有人为好人发声了”。

网友们的叫好，从来不是要为难老人，而是心疼那些被辜负的善意，渴望能用法律的力量，为行善者保驾护航，让好人不再受委屈。其实李玫瑾教授的初衷非常简单：我们绝对不能让好人寒了心，要是善意总是被肆意践踏，要是行善者总是要为自己的善良付出沉重代价，那么久而久之，就再也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整个社会都会陷入冷漠的怪圈，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结局。

李玫瑾教授的这一建议，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扶老被讹”问题的高度讨论。

实上，我国法律早已为善意筑起了一道“保护墙”，《民法典》中的“好人条款”明确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杭州等城市也已经率先推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将举证义务转移给被救助方，不再让好人陷入“自证清白”的困境，极大地减轻了行善者的维权压力，为守护善意提供了有力支撑。

实际上，已有部分案例让讹诈者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湖南一起扶人被讹案件中，监控清晰证明好心人无责，法院最终判决讹诈者拘留，并赔偿好心人6.8万元精神损失费；浙江金华的滕某扶人被讹后，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果断起诉维权，最终双方达成和解，讹诈方将原本用于登报道歉的5000元捐给了红十字会，既给了好心一个交代，也对其他潜在的讹诈者起到了强有力的威慑作用。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不仅仅是对“扶老被讹”乱象的精准整治，更是对社会信任体系的重建，对善意的守护。

善意是社会温暖的底色，不该被肆意辜负；行善者是社会的正能量，不该被孤立无援。

相信随着相关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随着对讹诈行为的严厉打击，“扶不扶”的纠结终将成为过去，好人敢伸手、愿行善，整个社会也会重新充满温暖与善意，这便是我们对每一份善意最好的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