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章含之和洪君彦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前约会，留下了一张难忘的合影照片！
1949年国庆前夕，北京东城胡同里灯影摇曳，几所大学的青年聚在临时腾出的客厅里跳舞。那一晚，14岁的章含之第一次见到19岁的洪君彦。没有人料到，这场带着上海留声机旋律的舞会，会把两条日后分岔的生命线系在一起。
章含之的来历颇具传奇。她本姓陈，母亲谈雪卿因拒做督军陈调元的儿媳之妾，与律师章士钊联手打官司，最终夺回监护权，却又将女儿托付给这位博学多闻却膝下无子的章先生。从此，她在北京王府井的四合院里长大，学英语、背古诗，见惯了名流往来，言谈间自带一种超龄的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恢复招生。1952年，17岁的章含之凭借扎实的英语功底被破格保送进北京外国语学院。差不多同时，洪君彦从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被分到中央财经学院做政治经济学助教。两人一个在西直门外背莎士比亚，一个在学院路讲《政治经济学原理》，周末倒成了共同的期盼。章含之常带着两本英文小说，坐有轨电车去找洪君彦，午后的校园槐影下，书页翻动声和年轻人的笑声交织，简单却满足。
恋爱并非一帆风顺。1953年春天，洪君彦忽然提出“先把学习和工作放在第一位”，暗示暂停往来。章含之难掩失落，连写多封信却没得到回应，干脆拎着饭盒守在北大未名湖边等他放学。见面时，她只说了八个字：“不同路，也别忘旧情。”洪愣住，沉默许久才回以一句：“别急，我们再商量。”短短两句对话，却将这段感情从悬崖边拉了回来。

1957年夏，他们在东城的一座小院办婚礼。几张八仙桌、一桶喜糖、两人各自的同学舞着扇子唱合唱，一切朴素而热闹。婚后不久，国家号召知识分子到基层锻炼，洪君彦去了河北某县的粮站调查农业税，章含之则跟随外文局实习；分居成了常态，通信是唯一黏合剂。起初每日一信，后来一周两封，再往后却常常拖到月余才草草报平安。
职业差异在那几年被无限放大。财经口的课堂与外交口的翻译室风马牛不相及，两人见面的话题越来越少：他热衷统计表，她沉浸朗读《时代》杂志；他琢磨物价，她谈论国际会议。有人劝洪君彦主动调整，“去外语再学一年也好”，可他摇头：“国家派我来财经，有岗位责任嘛。”两种坚持，拉开了距离。

1963年，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场寿宴上，章含之随养父赴宴。席间，毛主席得知她毕业于外语学院，忽地问道：“有空来陪我练口语吗？”这句话像是闷雷。成为领袖的英语辅导教师，意味着截然不同的舞台，也意味着更频繁的外事场合、更多无法预知的应酬。她欣然应允，却也将婚姻推入新的考验。
随着外交业务增多，章含之常年奔波，而洪君彦的生活依旧被课表与备课本填满。传闻与信任的缝隙随之扩大，旧信件里的亲昵句子被彼此的冷淡替代。1973年春天，两人在民政局签字。走出门口，洪君彦对熟人苦笑：“都是自己的路。”那天之后，23年的缘分留在了纸面。

同年秋，章含之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登记结婚。外界议论纷纷，但她的步伐未曾停歇。很快，她随中国代表团踏上联合国大会的地毯，成为会上最年轻的女翻译之一。洪君彦则留在讲台，后来调往财政部研究室，专注数字与文件，低调至极。
回看这段从舞会起步的情感长跑，表面是个人选择，背后却清晰映照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建设的召唤，有人被专业分工牢牢锚定，有人借风口走向国际舞台。不同的志趣与轨迹，既成就了个人，也无声地拆解了家庭。历史翻篇，人心各安，唯一留下的，是那个闪光年代中几代人共同写下的青春与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