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谢觉哉去世后，王定国向中央询问：我应该是什么级别，今后该住怎样的房子？
1964年初春，首都剧场后台灯火通明，几位头发斑白的老人正教年轻演员唱当年的“红军号子”。那把驮过雪山的月琴被轻轻擦亮，琴面暗裂仍在。有人好奇询问乐器的主人，答曰：“王定国，长征时背着它翻过党岭山的女兵。”一句话，把众人带回二十八年前的漫长征途。
长征途中，宣传队员有枪也有鼓，王定国肩上是月琴，手里却常握木棍。寒夜里她带头唱《十送红军》，士兵跟着哼，队伍不再沉默。毒雾弥漫的草地、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轮番考验，冻伤的脚趾包着布条继续前行。那时没人谈荣誉，唯一念头是“活着到达陕北”。

转入河西走廊后，局势急转直下。西路军连续受阻，1936年11月的一次拉锯战中，王定国膝盖中弹不能动。为掩护战友，她留在最后射击，随后被骑兵团围捕。押往西宁的路上，她低声告诉身旁女兵：“到了审问处，记得叫我苟秀英，炊事班来的。”临时改名是一道自救防线。
关押日子枯燥而危险。马匪连日逼问，她反复只说三句：“乡下人、会煮饭、不识字。”数次盘查无果，对方也厌倦了。与此同时，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已秘密开始营救。谢觉哉负责联络——他当时五十出头，外表温和却思路缜密。营救名单里，“苟秀英”被标注了一句：实际为西路军排长，极需保护。
1937年春，一封调换战俘的公函将王定国带出牢门。走出城门时，她抬头望见帮忙接应的谢觉哉。“同志，辛苦了。”谢觉哉微微点头，她只回一句：“活下来了，就算赚。”简短对话，无须煽情，却在彼此心里埋下深缘。半年后，兰州的小院里，两人补办了简朴婚礼，吃的还是杂粮窝头。

延安时期，谢觉哉主持内务工作，常熬夜批公文；王定国坐在油灯下学认字。错别字太多时，谢觉哉会放下笔笑着说：“干脆从‘人’字旁教起。”王定国却摇头：“别惯我，文件上不能出错。”夜深鸡鸣，夫妇各忙各的，相同的是对纪律的严苛要求。
1950年代，司法体系百废待兴。谢觉哉任最高法院院长，年逾花甲，工作却比谁都紧。调研途中，他常让王定国同行，一来照顾身体，二来让她熟悉法律草案的来龙去脉。王定国把听到的细节按类写在小本子上，久而久之，这些速记成了后来编纂《谢觉哉文集》的底稿。

1971年6月，谢觉哉病逝。治丧结束第三天，王定国拄着拐杖走进中组部小楼，只问一句：“我现在算什么级别，能住多大房？”对方回答按副国级家属标准，她却摆手：“我只是政协委员，给我普通两居室就行，汽车也退回。”文件很快批复，她带着几件旧行李搬离中南海宿舍，没有丝毫留恋。
之后几年，她几乎不在公共场合谈个人生活，时间全投向整理丈夫遗稿。厚厚二十三册手稿，先分类再核对，错漏字用红笔标注，凡引言出处模糊的，就跑图书馆翻报纸。1978年，政协第五次会议召开，王定国被推为文物委员会委员。她说：“保存文物，也是在保存我们的初心。”一句平实的话，让在座的新委员肃然。

80年代初，她着手成立中国文物学会，早期会员多是老八路和考古学者。有人疑惑：“您为啥不歇歇？”她笑：“我命是组织给的，总得还点儿利息。”退休金不高，她仍常去甘肃、青海走访散落民间的红军遗物，碰上失足少年，也自掏腰包资助回校。
2004年，91岁的王定国回到二郎山。山风依旧凛冽，她在原红军栈道旁站了半晌，自言自语：“当年我背着琴，现在只背岁月。”同行记者没敢追问。历史或许宏大，但落到个人，就是一点一滴的选择——在枪林弹雨里挺身，在功名利禄前退步，在尘封纸页中守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