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就在飞行的途中，飞行员雷纳德一再暗示张学良，只要他下达命令，飞机可以马上掉头飞回西安。
这不是普通的一趟航程。机舱里坐着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外面是混乱的中国时局，里面则压着一场刚刚收住火的风暴。西安事变虽然看似结束，可真正的结局，还没落到纸面上。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他们提出的核心要求，是停止内战，把力量转向抗日。
当时东北沦陷已经多年，华北局势紧张，许多人对“先安内后攘外”的路线感到焦急。张学良尤其如此。
东北是他的根，九一八事变后，他背负了太多责难。对他来说，抗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块压在心上的石头。
西安事变的爆发，正是在这种长期压力下出现的。但扣留蒋介石，并不等于局面就能按张学良的想法走，事变刚发生，各方反应很快，南京方面震动，主张讨伐的声音高涨。
全国很多报刊和社会人士也把这件事看成危险行动，认为会让国家陷入更大的内乱。张学良很快意识到，他把蒋介石留下来容易，把全国局势稳住却很难。
如果南京方面大举进攻西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央军一旦开打，抗日这件大事反而可能被重新挤到一边。更复杂的是，西安内部也不是人人想法一致。
有人主张继续扣押，有人担心兵临城下，有人害怕谈判破裂。张学良夹在中间，他既要保住自己提出的政治目标，又要避免事态彻底失控。
经过多方斡旋，和平解决逐渐成为最现实的道路。蒋介石答应调整政策方向，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空间被打开。
到了这个时候，如何让蒋介石安全离开西安，成了最后一道关。张学良选择亲自护送，看上去像是多此一举，其实里面有他的考虑。
他想用行动表明，西安事变不是为私仇，更不是要取蒋介石性命。他也希望南京方面看到他的诚意，不再把东北军和西安方面推向绝路。
杨虎城并不赞成他去南京。东北军里也有人劝阻，认为蒋介石一旦回到自己的地盘，张学良就失去了主动权。
这个道理不难懂，张学良也不可能完全不懂，只是他仍觉得，自己必须亲自把这场风波收口。离开西安前，张学良做过一些安排，他不是一点后手都没有，也不是完全没有预感，可他对蒋介石的判断，显然带着个人情义和军人式的天真。
他以为自己亲自送人回去，至少能换来一份基本的体面。飞机先到洛阳，刚落地，危险就露出了影子，当地士兵看到张学良，情绪并不友好，现场一度紧张。
若不是宋美龄出面缓和，场面很可能更难收拾，这个细节足以说明，南京方面的空气已经变了。张学良没有选择回头，他的态度很平静，甚至有些固执，此时的他，更像是把个人安危放到了一边。
他认为既然事情由自己发动，也应由自己亲自了结，哪怕前面有风险，也不能在最后一步突然抽身。这就是张学良性格里最矛盾的地方，他敢冒险发动兵谏，也敢在最危险的时候交出主动权，他有强烈的担当，也有对政治后果估计不足的一面。
飞机没有掉头，某种意义上，也等于他亲手关上了自己的退路。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很快被控制，随后受到军事审判。
表面上有判决年限，现实中却是漫长的软禁。一个曾经掌握东北军、影响全国局势的少帅，从此被隔离在历史舞台之外。
杨虎城的结局也令人唏嘘。西安事变后，他失去军权，后来长期被囚，1949年遇害。
两位发动兵谏的人，都没有得到轻松的下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但个人命运的账，却沉重得多。
张学良后来经历了漫长岁月。1990年代后，他赴海外生活，最终在2001年于夏威夷去世，享年101岁。
寿命很长，可从1936年那架飞机落地南京开始，他的人生已经被改写。今天再看那段历史，最关键的不是飞机能不能掉头，而是张学良为什么不愿掉头。
雷纳德看到的是逃生路，张学良看到的是责任、名声和他心中那点必须守住的交代。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残酷，一个人以为自己是在收尾，实际上却走进了另一场漫长的开端。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保住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局面，也把自己送进了半生幽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