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日裔美国学者说：不管你承不承认，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人们在与陌生人交往时信任感较弱，对家族成员之外的人持有强烈的戒备心。

日裔美国学者指出的现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这不是简单的“低信任度”，而是一种基于文化传统与现实处境的理性选择。

第一，信任的“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的文化底色。
社会学家费孝通早已提出“差序格局”：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信任如涟漪般向外扩散——对家人无限信任，对熟人有限信任，对陌生人则相对谨慎。这不是道德缺陷，而是农耕文明长期形成的生存智慧。在传统乡村，人们世代定居，熟人社会自然产生高信任；但到了流动的陌生人社会，谨慎是保护自己的必要方式。与其说是“低信任”，不如说是“信任有圈层”。

第二，戒备心，往往源于经验而非天性。
许多国人都遭遇过诈骗、假冒伪劣、信息泄露等事件。当信任屡次被辜负，人们自然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谚语背后是代代相传的教训。从这个角度看，戒备心不是对他人的歧视，而是对风险的理性规避。随着法治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这种状况正在改善。

第三，低信任度的另一面，是高责任感的家庭纽带。
因为对外人信任有限，人们更加重视家族内部的互助与忠诚。赡养老人、抚养子女、家族互助，这些责任由血缘紧密承担，使得家庭成为社会最稳定的单元。这种“对内高度信任”，恰恰支撑了中国社会的韧性。在疫情期间，正是无数家庭的相互扶持，筑起了抗疫防线。

第四，信任是双向的，需要制度与文化共同培育。
学者将信任差异归因于国民性，却忽略了社会制度的影响。一个法治健全、契约精神普及、信息透明的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自然会提高。中国正在推进的社会信用体系，正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整体信任。这不是要消灭“戒备心”，而是建立更可靠的信任基础。

第五，警惕二元对立的判断，“低信任”不等于“不好”。
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信任模式。北欧国家信任度高，但可能相对疏离；中国社会信任圈层分明，但家庭凝聚力强。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应各自发展阶段的形态。随着城市化深入、法治进步，中国社会对陌生人的信任也在逐渐提升。但我们不必盲目效仿他国，而应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完善现代信任机制。

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做到：对陌生人保持善意，但保留必要的警惕；对熟人真诚相待，但涉及重大利益时留有余地；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公益事业，在行动中培育信任。同时，呼吁完善法律法规，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罚。信任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制度保障和长期互动的基础之上。

日裔学者的观察或许揭示了部分现实，但结论过于简单。中国社会不是“低信任”，而是“信任具有层次性”。这种层次性既有文化根源，也有现实合理性。我们不必为此自卑，而应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拥抱开放与法治，让信任在安全的土壤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