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陈枫呼吁：加强对外嫁女的管理刻不容缓。我国可借鉴越南，卡塔尔等国的经验，强化涉外管理婚姻。
他提议，中国女性与外国男性结婚后，应即刻注销其中国国籍与中国护照，不允许其在国内长期居留，若回国探亲，签证期限最多为7天，期满必须离境。同时严禁其外籍丈夫在中国非法就业，外籍丈夫及其家人，亲戚均不得在中国非法长期停留，居住和就业，外嫁女需加入其外籍丈夫所在国籍。

这段呼吁，表面上是关于“涉外婚姻管理”，但核心逻辑其实是：通过限制中国女性的跨国婚姻，来规避某种“风险”。这种思路，不仅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也忽略了婚姻的本质——它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而不是国家的管理对象。

跨国婚姻的增多，本身就是社会开放、人员流动的自然结果。嫁到国外，并不意味着“流失”或“背叛”，更多是个人生活轨迹的延伸。如果用“管理”的思维来对待这类婚姻，很容易滑向一种预设的立场：中国女性嫁到国外，是一种需要被限制的行为。

更深一层看，这种呼吁背后的焦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它反映了对人口、文化认同、国家安全等问题的担忧。但解决问题的路径，不应该是收紧对本国公民的个人选择，而是如何提升国家的吸引力、法治保障和生活质量，让无论嫁到哪里的人，都愿意与祖国保持紧密联系。限制越紧，反而可能削弱人们对祖国的归属感。

从法律角度看，我国的《国籍法》明确规定了自愿入籍、自愿退籍的原则，不应因婚姻状况而强制剥夺国籍。跨国婚姻本身不影响国籍，除非本人主动申请。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体现了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尊重。

真正的国家认同，不是靠限制出的边界来维持的，而是靠法治的公平、社会的包容和文化的吸引力来自然凝聚的。一个更加开放、自信的社会，应该能容纳多元的选择，而不是用“管理”的逻辑去定义什么是对的婚恋选择。

外嫁女不是“问题”，她们只是走了一条与本土女性不同的路。尊重这份多样性，才是社会进步的底色。与其琢磨如何“管理”跨国婚姻，不如思考如何让更多人在选择跨国婚姻时，依然愿意把自己看作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不是因为她们无法离开，而是因为这里值得回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