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成了蒋介石最恨的人，蒋密令：干掉他
1924年的广州，空气里都弥漫着革命的火药味。黄埔军校开学，全国的进步青年都往这儿挤。宣侠父进校的时候，那可是标准的“学霸”加“大才子”。他不仅文章写得漂亮，还是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不管是资历还是才干，在同学里都是拔尖的。
那时候的蒋介石，刚当上校长，正是想树立威信、拉拢人心的时候。老蒋这人有个习惯，特别喜欢搞“小圈子”，他在军校里支持成立了一个叫“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说白了，就是想把这帮未来的高级将领都变成自己的私家军。
可宣侠父不干。他觉得，大家来这儿是为了救国，不是为了给谁当家臣。他带头搞了个“火星社”，主张民主，反对这种宗派主义。
矛盾的爆发点很有意思，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党代表候选人”名额。
当时蒋介石为了控制基层，规定每个队的党代表候选人必须由他指定。宣侠父一看，这哪行？这不就是搞专制吗？他直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措辞那叫一个犀利，直接指出这种做法违反了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剥夺了学生的民主权利。
老蒋一看信，鼻子都气歪了。在黄埔，他就是“家长”，哪有学生敢这么教训老师的？他把宣侠父叫到办公室，拍着桌子吼，让他写检讨，收回观点。
结果呢？宣侠父比他还硬。他站在那儿，脊梁骨挺得直直的，只回了一句话：“检讨是不可能写的，我没做错。”
蒋介石给了他三天时间考虑。三天后，宣侠父又去见老蒋，还是那句话，不认错。老蒋彻底下不来台了，当场宣布：开除宣侠父，勒令离校。
就这样，宣侠父成了黄埔一期那个“孤独的离去者”。当时很多同学都替他惋惜，觉得这孩子前途毁了。可谁也没想到，这次离开，反而让他走上了一条更广阔、也更危险的道路。
被开除后的宣侠父，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销声匿迹。相反，他开始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
他先是去了西北军，帮着冯玉祥搞政治工作。不得不说，宣侠父这人天生就是搞统战的料。他口才极好，看问题深刻，再加上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很快就在西北军里站稳了脚跟。
后来抗战爆发，宣侠父担任了十八集团军的高级参议。他的工作重心转到了西安。
这时候的西安，形势复杂得像一锅粥。蒋介石在西安驻扎了大批亲信部队，带头的正是老蒋的得意门生——胡宗南。
按理说，宣侠父这个“黄埔弃徒”见到胡宗南这些“黄埔宠儿”，应该绕着走才对。可宣侠父不。他不仅不躲，还经常出入胡宗南的司令部。
为什么？因为宣侠父太了解黄埔这些将领了。他们中很多人虽然效忠老蒋，但心里还是有民族大义的。宣侠父利用自己“黄埔一期”的学兄身份，整天拉着胡宗南他们喝酒、聊天，讲抗日大计，讲统一战线。
胡宗南对这个学长那是又敬又怕。敬的是他的才华和风骨，怕的是他那张嘴——宣侠父每次演讲，都能把国民党的将领们说得热血沸腾，甚至有些人听着听着就想跟八路军走了。
更让老蒋睡不着觉的是，宣侠父在西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不仅在军界吃得开，在文化界、商界也是一呼百应。他在报刊上写文章，针砭时弊，每一篇都像匕首一样刺向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消极抗日。
蒋介石在重庆听着特务们的汇报，眉头越锁越紧。他发现，当年的那个刺头学生，已经变成了一个能动摇他军心的人。
1938年。那是个多事之秋。
蒋介石对宣侠父的容忍度已经到了极限。在他看来，宣侠父在西安的工作，简直就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挖墙脚”。
老蒋先是试着“收买”。他派人去找宣侠父，开出了高官厚禄，意思是只要你肯脱离共产党，回国民党这边来，不仅之前的开除一笔勾销，还可以给你个师长甚至军长当当。
宣侠父哈哈大笑，回了四个字：“志向不同。”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1938年春天，蒋介石秘密给当时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下了一道密令：“宣侠父煽动军心，破坏团结，密令干掉。”
接到命令后的戴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宣侠父在西安名气太大，又是八路军的高级军官，如果做得不干净，引起两党冲突，这锅他可背不起。
于是，一场针对宣侠父的暗杀大网悄然撒开。
那段时间，宣侠父其实已经察觉到了危险。可宣侠父说：“我是黄埔一期的，死也要死得像个军人。如果怕死，我当初就不会在黄埔反对蒋介石了。”
1938年7月31日傍晚，天色阴沉。宣侠父在西安的大街上骑着自行车，准备去一个朋友家。
当他经过一个僻静的小巷口时，几个黑影突然冲了出来。他们没用枪，怕惊动附近的警察，而是用绳子勒、用短刀刺。宣侠父奋力反抗，但他毕竟文人气质多一些，加上双拳难敌四手，最终倒在了血泊中。
为了毁尸灭迹，特务们把宣侠父的遗体抛入了一口枯井。
这一年，宣侠父年仅39岁。
宣侠父失踪后，周恩来曾多次致电蒋介石，询问宣侠父的下落。蒋介石一开始装糊涂，说不知道，后来被问得烦了，才冷冷地回了一句：“宣侠父是黄埔的叛徒，已经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