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葬俗与新时代的冲突：初心本意要赓续，形式规制要鼎新】福建寿宁街道抬棺行走，事主和参与党员公职人员被处分一事，头条评论极化，本人认为都有合理之处，但倾向支持当地官方做法，同时主张应更柔性一些，不宜“一刀切”“下陡坎”。

在千奇百怪民俗中，送葬是重视度和仪式感最强项目。本人见过许多农村送葬场面。先由道师卜算吉时，通常是凌晨时分，先将棺材由堂屋捧抬至大门外院坝，将两根长木杠用篾条捆扎在棺材两旁，再用活扣和四根短木杠分置两端。墓地远近不定，近者在屋后几丈，远的十几里地，一般不会超出人力所及。八名壮汉抬棺，前后各四。送葬队伍，走在最前面的丢买路钱，后面依次是放鞭炮，敲锣鼓，举经幡，抱遗像，抬棺椁，戴孝帕孝子列队，举花圈亲朋列队，最后是熟人乡邻，少的几十多者百余人，一路鞭炮阵阵，锣鼓齐鸣，浩浩荡荡，逶迤而行。逢土坎缓坡，前面得有若干人持粗麻绳用力牵拉才能上得去。这样的形式非常壮观，既能营造生离死别入土为安的庄重悲伤氛围，又是乡间实际需要，坟地在荒野地边车辆不能抵达，不如此逝者便没法入土。除过实际需要，也有彰显孝家门户、撑足脸面的用意。

如果把这套仪式搬到城镇，既不合适也不能允许。理由：

1.与城市环境气氛冲突。城市追求科学文明，整洁降噪。送葬队伍堵塞交通人流，鞭炮锣鼓喧嚣，纸钱炮屑污染，视觉听觉都与城市气氛格格不入。

2.突破个人边界。现代市民讲究个人边界，个人情绪不能强加给无关之人。老人去世，子女亲属悲痛万分，情感宣泄是自然的，也需要一定祭奠形式，恸哭挽歌做道场，还有上面的送葬场面，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活动应在自己和可接受的亲朋熟人圈内进行，尽量减少对陌生人的影响。对丧事家人来说是生离死别的悲痛，对陌生人来说或许只有一丝共情，事实上并不会有悲伤的情绪共鸣，对社会公众来说更是生老病死寻常之事，人们不愿意因某一家办丧事而受到太大生活扰动。这就是现代人的边界感，每个人都应自觉维护，不要轻易突破，否则会被反感甚至遭到抵制。如今农村，散居农户大多搬迁集中安置形成集镇，还有一害就是频繁“炮仗”。红白喜事，过生乔迁，大凡小事，烟花炮仗尽情燃放，乌烟瘴气，震耳欲聋，隔时不隔天，无视他人感受，不胜其扰，也许是人们太有钱了。

如果是公众人物，如英烈，名人，重要领导人去世，由政府举行公祭则另当别论。我们都看过报道，殡仪车驶过大街，万人空巷，天人共悲，无人异议。那是因为逝者生的价值或是死的壮烈，给公众带来了正向价值，调动了众人情感，触动情绪油然输出，这与普通人去世强加给无关者的情绪扰动是两回事。

3.这起事件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党员公职人员参与街道抬棺行走。党员干部身份具有官方属性，其行为一定程度上代表官方立场态度，对上级精神公干时有贯彻落实之责，日常私域也有示范标杆义务，参与街道抬棺送葬，是与县上移风易俗文件精神相违背的。

风俗是一方居民在千百年生活中沉淀形成的，移风易俗注定是一个漫长过程，强行“下硬茬”往往难以奏效。

一种风俗，总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折射。随着物质精神文明的发展，旧风俗会变为遗迹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沉没，那时反而需要去抢救保存，而新风俗也一定会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无声无息生长出来。今后城乡居民去世，孝家应该做到既表达哀思又与环境时代相契合，除过现有提倡范式外，还能有哪些适宜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