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学教授说：反腐败必须先反特权这话才是重点，很多腐败分子就是把权力当私有化，有点权就老子天下第一，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所以反腐败的重点是反特权。

一、特权的本质，是权力与规则的分离。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可以不受某些规则约束时，他其实已经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不是法律系统的一部分，而是它之外的存在。这种分离一旦被确认，就会在群体中形成一种新的规则。不是制度失效了，而是出现了两个并行的系统。

二、特权是腐败的土壤，不是它的产物。
腐败不是凭空出现的，它需要一个允许它生长的环境。当一个权力拥有者能够在不透明的情况下决定资源的流向，能够用特殊的通道绕过普遍适用的程序，腐败就有了生根的空间。特权就是那个空间本身。

三、当权力不受制约，腐败就会从个别现象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个别腐败行为可以被纠正，但当特权成为一种默认的配置，腐败就不再是特例，而是体制的一部分。它在运行中逐渐融入日常，成为一种“惯例”，直到它被识别出来时，往往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识别这种路径，往往需要从规则本身入手。

四、反特权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改变一种关系。
当权力与规则之间的距离被拉近，特权能够存在的空间就会压缩。不是权力拥有者会主动放弃特权，而是当他们发现规则同样适用于自己时，特权的运行成本就会变高。让规则恢复其普遍约束力，往往是限制特权最直接的方式。

五、监督的难点，往往不在机制本身，而在于特权者的身份。
当监督者本身可能也需要在特权体系内运作，监督就会面临挑战。建立一种相对独立的监督机制，使其能够在不受被监督者影响的情况下运作，这往往是反特权的关键环节。

当权力与规则的边界逐渐清晰，特权就会失去它的立足之地。不是所有的不公都能被彻底消除，但那些被制度所确认的偏差，往往更值得被关注。每一次对特权的识别，都是对制度的一次校准。而校准的结果，可能不是特权的彻底消失，而是它变得更加隐蔽。但隐蔽本身，也意味着它需要更多力量来维持。当维持成本超过收益时，它自然会向某个方向转变。这种转变，可能不会立即发生，但会在时间中逐渐显现。识别它，是改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