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5月，阿古柏服毒身亡，留下8个子女、4个妻子、2个孙子。左宗棠没有大开杀戒，也没有一味宽纵，一场教科书级的政治处置就此展开。
想要看懂这场处置的高明之处，咱们得先摸清当时的局势。阿古柏绝非一般的山大王。这家伙本是中亚浩罕汗国的一个军阀，趁着大清国内爆发太平天国运动、西北防务空虚的机会，带着一帮人马趁火打劫，悍然侵入新疆。
他在南疆建立了一个名为“洪福汗国”的伪政权，靠着沙俄和英国人的暗中支持，作威作福。阿古柏在新疆横征暴敛，对当地百姓实行极其残酷的压榨，弄得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柯尔克孜族的民歌里，把他形容为“黑色的猫头鹰”和“灰色的野狼”，足见当地人对他的恨意有多深。
到了1876年，古稀之年的左宗棠力排众议，带着筹借来的军饷，率领大军西征。清军势如破竹，刘锦棠部更是如同神兵天降，一路猛打猛冲。阿古柏眼看大势已去，库尔勒的城墙也挡不住大清的火炮，最终落得个暴毙的下场。
树倒猢狲散。阿古柏的长子伯克胡里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为了争权夺利，直接干掉了自己的亲弟弟，带着残兵败将一溜烟逃亡沙俄。可那些没来得及跑的女眷和年幼的子孙，就成了大清军队的阶下囚。
这14口人被押解到清军大营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猜测他们的下场。前线将士眼睛都红了，多少兄弟埋骨黄沙，如今逮到了罪魁祸首的家属，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们。
按照封建王朝的传统规矩，对待这种图谋分裂、割据一方的超级大反贼，手段向来极其残酷。古人讲究“斩草除根”，动辄就是诛连九族。更何况，阿古柏在新疆作恶多端，大清将士对这家人早已恨之入骨。
如果换作一个有勇无谋的莽夫将领，大手一挥，咔嚓几刀，把这十几口人全部砍了祭旗，图个一时痛快，似乎也顺理成章。
但左宗棠心里跟明镜似的，杀人容易，诛心难；平叛容易，治疆难。
当时的西北大地，刚刚经历过连年战火，各族百姓的神经都高度紧绷。如果在收复失地的第一时间就搞株连九族、大开杀戒，极容易引发恐慌。那些原本被迫依附阿古柏、现在还在观望的残部，一旦以为清军要搞大清洗，必然会选择死磕到底。
更致命的是，外头还有英国和沙俄的公使正拿着放大镜盯着清军的一举一动。一旦给洋人留下“清军滥杀无辜妇孺”的话柄，国际外交上就会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甚至可能引来列强的武装干涉。
所以，绝对不能盲目屠杀，图一时之快。
那干脆大度一点，把他们放了？彰显一下大国威仪和仁义道德？
这同样行不通。大清律例白纸黑字写着，谋反大逆是十恶不赦之罪。如果对这帮人一味宽纵，你让那些顶着风雪、吃着糙米、把命丢在戈壁滩上的湘军子弟怎么想？左宗棠要是敢这么干，西征大军的军心立马就散了。朝堂上李鸿章等“海防派”正愁抓不到左宗棠的把柄，要是他擅自释放反贼家属，一顶“纵容叛党”的大帽子扣下来，左宗棠吃不了兜着走。
既不能杀戮过重，也不能心慈手软。这不仅是在考验左宗棠的军事才能，更是在检验他的政治格局。
左宗棠给出的答案，堪称绝妙。他给前线将领下了一道极其死板却又极其聪明的命令：只办首恶，余从不问，严格按照大清律例办事。
这八个字听起来稀松平常，做起来却需要极大的政治定力。
第一步，坚决拒绝动用私刑。 左宗棠严格约束部下，把这14个家眷妥善看管起来，派重兵严密押送，跨越千山万水，直接送往京城，交由刑部发落。
左宗棠把这个烫手山芋直接交给了朝廷的最高司法机关。这就意味着，这14个人的命运，全看大清的法律怎么定夺。这种做法完美避开了“军阀泄私愤”的嫌疑，向全天下宣告：大清是讲王法的，收复新疆靠的是正义之师，斩妖除魔有法可依。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超越法律去剥夺他人的生命。
第二步，把问题交给律法来解答。 根据当时的《大清律例》，谋反大逆者的家属，有着极其明确的量刑标准。成年男子处死，未成年男子阉割后发配给功臣做奴隶，女眷则直接打入奴籍。
最终，刑部的判决下来了。阿古柏的这几个年幼的儿子和孙子，保住了性命，但被施以宫刑，随后被发配。而那4个妻子和女儿们，则被没入官奴，分配给王公大臣为奴。
左宗棠的做法，保住了大清的尊严，维护了法律的威严，抚慰了将士的军心，同时也没有在新疆大地上搞血流成河的盲目株连。
左宗棠通过这件备受瞩目的案子，向当地百姓传递了两个极其清晰的信号。
第一个信号：大清的法律是铁打的。 只要你敢造反，敢分裂祖国领土，哪怕你人死了，你的家族也要为你的罪行买单。这种深达骨髓的威慑力，足以让那些心怀鬼胎的分裂分子胆寒，让他们在作恶之前掂量掂量后果。
第二个信号：大清的军队是讲规矩的。 清军只惩治罪犯，绝不搞种族清洗，绝不搞滥杀无辜。只要老百姓安分守己，朝廷的大军就会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恩威并施，宽严相济。这种极其成熟的政治手腕，直接稳住了当时动荡不安的西北局势。没过多久，随着阿古柏政权的彻底覆灭，那些曾经被迫依附的部落纷纷倒戈，向清军投诚。南疆的乱局，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