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多生孩子，是因为他们天生不自私、不爱享乐吗？大错特错。古人之所以热衷于多生，恰恰是出于极度现实的利益考量。
自古以来，生孩子本质上是一笔“有利可图”的投资。在农耕社会的底层逻辑中，孩子首先是家庭和家族的一份子，必须为家族的整体利益出力，其次才是社会的劳动力。一个家庭人丁兴旺，在古代是切实关联着诸多好处的，“多子多福”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客套话，而是生存法则。一方面，孩子是未来的“生产工具”，从襁褓到成年虽需消耗粮食，但长到十四五岁便能下地耕作、砍柴挑水，为家庭创造实际价值；
另一方面，人丁兴旺是家族立足的底气，在村落资源争夺、水源分配乃至抵御外部冲突时，孩子多的家庭更具话语权，能凭“拳头”护佑家族利益。更现实的是，古代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养儿防老”是刻进骨子里的刚需，多生几个便能对冲夭折风险，确保家族血脉与养老保障的延续。
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剥削取代了其他一切剥削，包括家庭对于新成员的隐性剥削，生孩子才变得无利可图。工业化打破了体力分工壁垒，个体经济独立，家庭不再是生存的刚需；但与此同时，生育、养育、教育、医疗等巨额成本，依旧全部压在小型家庭身上。繁衍本是全人类延续的公共利益，代价却由少数父母独自承担，收益全社会共享、负担个人独扛，这种巨大的不公平直接催生了晚婚、不婚、少育的普遍选择。
再加上近年来消费主义一味用“托举”、“精英教育”等概念PUA社会，将养育标准无限拔高，生孩子进一步从“无利可图”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亏本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