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突然叫住一个女同志：“龚澎同志，我们一起合个影吧。”毛主席口中的这个龚澎同志，身份不一般，她是新中国首位女外交家，乔冠华的第一任夫人，她的人生充满传奇。
有些人一生站在聚光灯下，有些人却总在镜头边缘，龚澎属于后者，她不靠张扬留下名字，却在一次次关键外事场合里，把中国的声音稳稳送到世界面前。上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中国。
接待这样一位人物，不能只会翻译几句话，更要懂历史、懂立场、懂现场气氛。龚澎正是这样的人。

那一刻的龚澎，已经不再是年轻时奔走在学生队伍里的女大学生。她经历过抗战年代的重庆，也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起步。
她知道一句话说出去，会被怎样理解，也知道面对外国记者时，哪些地方必须坚定，哪些地方可以温和。龚澎原名龚维航，1914年10月出生在日本横滨。
她的出生地听起来有些特殊，其实背后是那个年代中国人的动荡命运。父亲龚镇洲曾参加辛亥革命，因反袁斗争一度流亡日本。
龚澎从小听到的，不只是家常话，还有国家、责任、民族处境这些沉甸甸的词。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龚家回到中国。
龚澎的成长环境里，有革命家庭的影响，也有严格的教育。父亲常提醒孩子，读书不是为了个人体面，而是要在国家需要时派得上用场。
这样的家风，后来在她身上体现得很明显。1933年，龚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
燕京大学给了她很好的语言训练，也让她接触到更开阔的世界。她英语好，反应快，讲话有条理。
那时候很多同学还在考虑未来职业，龚澎已经在现实风浪中找到了方向。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
龚澎没有躲在校园里看热闹，而是积极投入其中。她参加游行，参与对外说明，还接触外国记者，把中国学生反对侵略、要求救亡的声音传出去。
这个经历很重要，因为她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国际舆论也是一条战线。1936年，龚澎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纪念革命烈士彭湃，她后来使用“龚澎”这个名字。名字一改，不只是身份的变化，更像是一种选择：以后的人生，不再只属于个人。
1937年，龚澎从燕京大学毕业，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年轻人离开熟悉的生活，奔向更艰苦的地方。龚澎也是其中一员，1938年前后，龚澎来到延安学习和工作，延安的条件和燕京大学完全不同，没有精致的课堂，也没有安稳的生活。可这里需要懂外语、懂新闻、能与外国人沟通的人，龚澎很快承担起翻译和外事接待工作，成了中外交流中一位重要的年轻干部。
在太行山时期，龚澎遇到了刘文华。刘文华留学德国，学水利工程，同样把个人学识投向国家需要。
两人1940年结婚，但战争年代没有多少安稳日子。新婚后不久，龚澎奉命前往重庆工作，夫妻从此长期分离。
1942年，刘文华因病去世，这个打击对龚澎很重，可是她没有停下，也没有把悲伤放在人前反复诉说。她把个人痛苦压进心里，继续做该做的事，很多人后来评价她沉静，其实那份沉静里，有经历过失去之后的坚硬。
重庆时期，是龚澎外交新闻能力真正成熟的阶段。当时重庆聚集着大量外国记者，各方消息复杂，舆论斗争也很激烈。
龚澎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活动，负责同外国记者打交道，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情况，也解释外界误解。这份工作并不好做。
外国记者的问题常常直接，有时还带着偏见。回答得太硬，容易把沟通堵死；回答得太软，又容易让原则被误读。
龚澎的办法是稳住现场，用事实说话，用清晰的逻辑把问题讲透。1943年，龚澎与乔冠华结为夫妻。乔冠华才气外露，文章锋利，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舞台上的重要人物。龚澎则更沉稳，做事细密。两个人风格不同，却有共同的理想和方向。
把他们只写成“才子佳人”，反而浅了。龚澎不是站在乔冠华身后的影子，她有自己的战场，也有自己的成绩，她在重庆、香港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新闻工作中，都承担过关键任务。
她的价值，不需要靠婚姻来证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从战争年代的灵活应对，进入国家制度建设阶段。
龚澎长期在外事部门新闻和情报部门工作，并在1964年起任外事部门部长助理兼新闻司司长。对新中国外交新闻体系来说，她是早期开拓者之一。
新闻司听起来像是发消息、接待记者，其实背后关乎国家形象。新中国刚成立时，外部世界对中国了解有限，甚至存在不少误解。
怎样把政策讲明白，怎样回应外国记者，怎样让世界听到中国自己的表达，都需要有人搭框架、定规矩。龚澎做的正是这种基础性工作，她不是只负责某一次漂亮亮相，而是长期训练队伍、准备材料、安排采访、把握口径。
很多事情看起来不起眼，却决定了外界理解中国的第一印象。1955年万隆会议前后，中国外交走向亚非国家，外事沟通更加频繁。
龚澎继续在新闻和外事场合中发挥作用。她懂得，中国要被理解，不能只靠正式文件，还要靠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1963年，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多国，龚澎随团负责新闻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