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由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署名、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执行。该命令是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内部主战派主导下发布的官方政令，旨在以武力解决张学良、杨虎城“兵谏”事件，其核心内容为：
- 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 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国军“扫荡叛逆”；
- 强调“整饬纪纲”“维国本”，将张杨行为定性为“叛国”。

这一命令的发布，标志着南京政府在事变初期采取了强硬军事立场，试图通过武力施压迫使西安方面屈服。然而，该命令并未真正执行大规模军事进攻，其实际作用更多是政治表态与舆论造势。

尽管讨伐令措辞严厉，但其实际军事行动被迅速遏制，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 蒋介石本人态度转变：12月18日，蒋鼎文持蒋介石手令飞抵南京，要求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日”，直接叫停了轰炸计划。此举表明蒋介石虽被扣押，但仍掌握实际权威，且倾向于和平解决。
- 宋美龄、宋子文等“和平派”斡旋：他们主张通过谈判营救蒋介石，反对激化矛盾。宋美龄亲赴西安，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展开多轮谈判，最终促成“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共识。
- 中共推动和平解决：中共中央明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反对扩大内战，派遣周恩来赴西安参与谈判，推动形成“逼蒋抗日”而非“杀蒋反蒋”的政治路线。
- 日本外部压力：日本政府公开威胁“若南京与张杨妥协，日本将采取断然措施”，反而促使南京政府更谨慎行事，避免给日本提供侵略借口。

- 短期影响：讨伐令虽未引发全面内战，但加剧了南京与西安之间的紧张对峙，一度使局势濒临失控。其存在本身反映了国民党高层在危机中的分裂与混乱。
- 长期影响：该命令的“雷声大、雨点小”恰恰凸显了蒋介石个人权威的重要性，也暴露了南京政府在重大危机中缺乏统一决策机制。最终，和平解决成为主流，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爆发奠定基础。
- 历史评价：后世普遍认为，何应钦主导的讨伐令是“政治姿态大于军事实质”，其真实意图可能包含借机削弱蒋介石势力、巩固自身权力的考量。而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被长期软禁，也与这一“讨伐”背景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