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党准备清算青帮老大，助手问陈老总：还有个叫顾竹轩的怎么处理？没想到，陈老总摇头表示：这位大亨不能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城里的枪声刚停，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便开始了：恢复工商业、稳定市场、整顿治安，还要清除长期盘踞街面的帮会势力。
就在这时，一份旧上海帮会人物名单被送到陈毅面前，顾竹轩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个人不好处理。

他不是普通地痞，而是青帮“通”字辈人物，经营过车行、茶馆、饭店、工厂和天蟾舞台，在闸北以及苏北旅沪人群中很有影响。只看旧身份，他身上的问题并不少；可把几十年的经历全部摊开，又不能与投敌作恶的人混在一起。
陈毅没有只盯着“大亨”两个字，而是追问了两个关键问题：抗战时期，顾竹轩站在哪一边？上海解放前后，他究竟做过什么？
情况汇报完后，陈毅作出明确态度：这个人不能简单处理。那时的上海，外来穷人想站稳脚跟并不容易。
码头、车行、巡捕房和帮会相互勾连，普通人没有门路，很容易被压在社会最底层。顾竹轩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步步摸到了改变命运的办法。
他后来进入巡捕房，又经营人力车行，靠着同乡关系和青帮势力不断扩张。1916年，他拜青帮“大”字辈刘登阶为师，随后广收门徒，建立“崇德堂”。
产业越做越多，“江北大亨”的名号也逐渐传开。顾竹轩真正进入上海上层人物的视线，还与天蟾舞台有关。
他花钱请名角，扩大戏院影响，使天蟾成为沪上重要的京剧舞台。戏院不仅给他带来财富，还让他接触到商界、文化界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物。
从这个时候起，顾竹轩已经不再是一个车行老板，他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一般帮会头目。不过，他的发迹带着旧社会的灰色痕迹。
车行争地盘、帮会收门徒、借助势力处理纠纷，都不是值得美化的经历。他还卷入过严重案件，留下无法抹去的旧账。
也正因为如此，1949年以后如何对待他，绝不是一句“做过好事”便能说清楚。真正改变顾竹轩命运的，是民族危亡时期的选择。
1937年上海沦陷后，日伪势力曾拉拢他出面任职，他没有接受。面对威逼，他留在上海，却不肯替侵略者站台。
这一点，与那些投靠日伪、借战乱扩张势力的帮会人物有明显区别。战乱中，大批苏北难民涌进上海。
顾竹轩利用同乡会和自己的产业安置难民，天蟾舞台也曾停止演出，改作临时收容场所。他还自费租船，把部分难民送回家乡。
更重要的是，他后来利用自己熟悉各方关系、产业分布较广的便利，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提供掩护。天蟾舞台的经理室一度成为秘密联络地点，他还帮助转移人员、运送药品和军需物资，为苏北抗日根据地以及新四军提供方便。
这些事情，不是临时做做样子，而是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抗战后期，顾竹轩又把年幼的小儿子顾乃瑾送到苏北参加新四军。
对一个在上海有家业、有身份的人来说，这不是随口喊几句口号。把亲生儿子送进抗日队伍，意味着全家都要承担风险，也让地下党对他的立场有了更直接的判断依据。
抗战胜利后，他并没有与地下工作划清界限。上海解放前夕，他继续掩护相关人员，还借助自己在同乡和帮会中的影响，协助保护城市、维持秩序，为接管工作提供便利。
当一些旧上海人物忙着转移财产、寻找退路时，顾竹轩最终选择留了下来。因此，当名单摆到陈毅面前时，桌上放着的并不只是一个青帮头目的过去，还有他在关键年代做出的实际选择。
区别对待并不是放弃原则，而是把不同阶段的功过分清楚。1949年7月20日，陈毅与潘汉年登门看望顾竹轩。
这次会面传递出的信号很清楚：新政权不会允许旧帮会继续横行，但愿意团结那些已经转变、愿意接受教育和改造的人。顾竹轩也拿出带有旧政权色彩的物品，表明自己与过去告别的态度。
同年8月3日至5日，上海举行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竹轩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他能够走进会场，不是因为“大亨”的身份得到保留，而是政府希望通过他的变化告诉更多旧社会人士：只要认清方向、遵守新的社会秩序，仍然可以为城市建设出力。
1950年以后，顾竹轩交代了自己过去帮会生涯中的问题。有关方面根据他的认错态度，以及他在抗日战争和上海解放前后所做的事情，对他作出了宽大处理。
这段往事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顾竹轩当年有多少门徒，也不是“不能动”三个字有多传奇，而是面对经历复杂的人，不能只靠一个标签下结论。上海刚解放时，既要清理恶势力，又要尽快恢复这座大城市的正常运转。
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可以教育和团结的则给出出路。这种既讲原则、又看实际表现的处理方式，才是顾竹轩的结局与其他帮会人物不同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