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一张1938年万家岭大捷后第七十四军核心将领合影，前排左二为王耀武、左三俞济时，彼时俞济时是七十四军首任军长，王耀武身兼副军长、五十一师师长，仔细看，两人眼底尚存连日鏖战的紧绷疲惫。

俞济时与王耀武正式共事，始于1933年江西“剿共”战场，俞济时任赣粤闽湘鄂剿匪中路第七纵队指挥官，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划入其节制。
俞济时身经淞沪血战，腹部被日军弹片贯穿，素来鄙夷只会钻营、不敢赴死的将领，而王耀武所部补充一旅在浒湾、黄陂数场硬仗伤亡惨重却从不推诿，缴获军械全数上交、不私藏物资，实打实的作战能力让俞济时格外看重。
1935年冬，经俞济时力荐，补充第一旅扩编正规陆军五十一师，王耀武升任师长，这是王耀武军事生涯至关重要的晋升台阶。当时，军中重黄埔一、二期资历，俞济时愿意越过派系成见提拔后辈，可见其对王耀武的赏识。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军委会将俞济时一手创建的五十八师与王耀武五十一师合编第七十四军，俞济时任军长，王耀武任副军长兼五十一师师长，自此开启两人三年并肩作战的岁月。
1937年12月南京城破前夕，王耀武带领五十一师残部退守下关江边，无船渡江，日军追兵步步紧逼。
危急关头，俞济时提前安排副官驾驶小火轮逆江接应，这艘船本是俞济时预留的自身撤退通道，他优先派去营救王耀武与数百残兵。王耀武晚年感慨：“济时兄彼时自身亦深陷包围圈，尚分退路予我，战场救命之恩，终身不敢淡忘。”

但是，在国民党军中，彼此有情谊，不代表没有利益冲突。
1939年俞济时奉命升任第五军军长，打算带走自己起家的五十八师，仅留五十一师给王耀武，此举等于拆分了七十四军根基。
得知消息的王耀武不愿正面顶撞老长官，只能称病避不见客，僵持之下，俞济时族叔、国军后勤核心俞飞鹏出面训斥俞济时，点明拆分七十四军既寒前线将士之心，也会惹蒋介石不满，俞济时才打消带走五十八师的念头。
危机化解后，王耀武顾及俞济时颜面，主动提拔俞济时旧部陈式正出任五十八师师长，这件事让俞济时看清王耀武深谙分寸、顾全大局的处事方式。
同年俞济时改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军委会内部普遍认为黄埔一期的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会接任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却三次上书军委会力荐王耀武，正是这份保荐，为王耀武正式接任七十四军军长扫清全部阻碍。

俞济时性格刚硬刻板，军中下属私下称其“俞阎王”，治军只靠严苛军令，不懂体恤基层；王耀武恰好弥补这份短板，出身底层的他深知士兵疾苦，五十一师军饷按时足额发放，重伤官兵专项抚恤落实到位，阵亡将士家属每年发放生活补贴，他自筹开办被服厂、农场，解决部队衣食供给，不必频繁向上索要物资。
俞济时清楚自身性格短板，多次在蒋介石面前坦言，自己擅长警卫、军务统筹，统辖野战大军不如王耀武周全。
私下，俞济时常说，“老王是人精，能打也能体恤士卒”。

内战爆发后，身份岗位的割裂，彻底放大两人性格与立场的差距。
俞济时长期留在中枢，历任参军处军务局局长、总统府第三局局长，牢牢掌控蒋介石安保、军务人事调度，是公认的总统府“大内总管”，1949年蒋介石下野退守溪口，身边幕僚四散，唯有身患足疾的俞济时全程跟随，不离不弃。
王耀武则被委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独守山东直面解放军主力。莱芜战役李仙洲兵团全军覆没，蒋介石专程飞抵济南当众斥责王耀武，俞济时随行在场，事后私下单独向王耀武通风，提醒其“校长此刻疑心深重，山东防务务必谨慎行事”。
1948年9月济南城破，王耀武化装潜逃，于寿光被俘，消息传至南京总统府，侍从室人员回忆，俞济时当日闭门独处，全程未出席晚间军务会议。
1959年王耀武作为首批战犯获特赦后，曾托香港旧部向台湾传递平安消息，俞济时回信：“人平安就好，勿谈往事。”

1949年之后，两人的晚年境遇，天差地别。
赴台后，俞济时初期依旧执掌侍卫系统，手握总统安保核心权力，但因不愿将侍卫骨干调给蒋经国政工体系，与其矛盾持续激化。
1955年6月5日深夜，俞济时居家擦拭配枪意外走火，子弹击穿右腿，次日原定蒋介石赴台南阅兵，身为侍卫主管的他因伤无法随行，恰逢蒋经国情报部门破获孙立人相关兵谏计划，蒋经国借机向蒋介石进言，揣测俞济时事前知情却刻意避祸，蒋介石自此对俞济时心生隔阂。
数月后，俞济时被解除全部实权职务，彻底退出权力核心。
1990年俞济时因急性胆囊炎病逝，晚年深居简出，亲友往来稀少，离世时场面冷清。

反观大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的王耀武，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在功德林，王耀武主动担任学习委员，从不检举揭发同僚，各组改造汇报中矛盾问题，能缓和则缓和，不刻意制造对立。
陈毅曾评价其“是通透明白人”，他常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坦言：“当年浴血抵御外侮是军人本分，参与内战同室操戈，实为一生糊涂憾事。”
1959年特赦释放后，王耀武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8年在北京病逝，其骨灰最终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