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晚清到现在就改不掉一个毛病——被人怼脸了,第一反应不是回拳,是先翻书查“谁先动手”、先发三千字声明论证“我方占理”。这种“法律自证”的洁癖,在丛林世界就是递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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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代至今我国对外应对冲突的全过程,能发现一个长期存在的典型思维习惯:面对外部矛盾和外交冲突,我们第一反应永远是厘清是非对错,搜集各类证据自证清白,拼命向国际社会证明我方没有主动挑事,始终站在公理和规则的一方。
出于不想引发舆论争议、不愿被扣上破坏秩序、主动制造对抗标签的心态,我们往往优先选择口头交涉和忍让妥协。
但纵观近代史和现代外交典型事件就能发现,这种凡事先讲道理、优先自证清白的处事思维,很容易让我们在博弈中陷入被动,明明手握全部道理,最后却实实在在蒙受利益损失。
晚清甲午中日战争,就是这种重道理、轻实力思维酿成的最典型悲剧。
19世纪后期,日本完成明治维新后举国扩张,把侵占朝鲜、入侵中国列为国家核心战略,从驻军朝鲜、制造边境摩擦到煽动区域矛盾,全程有预谋、有步骤地步步紧逼,摆明了要主动挑起战争。
面对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清政府做出了最错误的决策,朝廷上下过度迷信当时西方推行的国际公法,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英美俄法等西方列强居间调停。
朝堂官员普遍固守一个执念:坚决不能率先出兵反击,一旦我方主动开战,就会落下挑起战争的口实,不仅在法理上站不住脚,还会给列强介入局势的借口。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清政府搁置军事备战,北洋水师弹药补给、前线陆军兵力调度全部停滞,后方反复和列强交涉摆事实、讲法理,反复强调日本是侵略方、清廷是被动防守方。
可国际博弈从不会单纯看对错,日本认准清廷软弱、重法理轻战备的短板,无视所有国际规则和舆论说辞,直接发动丰岛海战打响战争。
前期战备缺位、决策犹豫不决的清军全线溃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国土接连失守,最终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清政府哪怕全程法理无错,依旧付出了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偿2.3亿两白银的惨痛代价,掏空了晚清数十年积累的国力家底。
时间来到现代,国家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后,这种固化的处事思维依旧让我们吃过亏,1993年银河号事件就是最直观的现代案例。
当年我国银河号货轮正常执行远洋民用货运航线,从天津出发运输文具、食品、五金等合规民用物资前往中东地区,全程行驶在公海海域,完全符合国际航运规则。
美国出于遏制我国化工产业发展的目的,无任何实证凭空捏造指控,声称银河号搭载可研制化学武器的高危违禁化学品,单方面要求船只停船接受检查,还以国际贸易制裁施压我方配合。
从国际法层面来说,公海船舶主权不受他国干涉,我方完全有正当理由直接拒绝美方无理要求。但当时我方出于规避国际舆论风险、避免被西方抹黑破坏国际规则、挑起大国对抗的考量,优先选择自证清白。
我方反复核对全部货运清单对外公示,不断和美方沟通澄清,最终为坐实清白、消除舆论争议,同意第三方沙特参与联合登船检查。
整艘货轮在高温的印度洋滞留33天,船上淡水、粮食物资持续消耗,船员长期承受恶劣环境和无端猜忌。
最终全面排查结果证实,船上不存在任何违禁物品,美方情报完全失真。可结局却极度不公平,美方仅仅以情报失误草草收尾,没有发布任何官方正式道歉,没有承担我方任何经济和人员损失;
我方虽然洗清全部嫌疑,却蒙受了货运违约、航程延误、船员身心受损、国家国际形象受辱的多重损失,全程占尽道理,却吃足了哑巴亏。
也正是吃过历史和现实的两次大亏,我国后续在南海维权事务上,彻底扭转了这种刻板处事思维。
早些年,部分东南亚周边国家,依托地缘距离优势非法侵占我国南海岛礁,违规开展渔业捕捞、油气资源开采活动,反复试探我国底线。
最开始,我国依旧沿用传统处理方式,通过外交渠道反复申明历史主权,出示法理依据宣讲南海固有领土归属,通过谈判协商化解矛盾。
可这些国家摸清了我们优先讲理、不愿激化冲突的处事习惯,认定我国只会口头警告,挑衅行为愈发变本加厉,侵权行动越来越频繁。
意识到单纯讲道理毫无作用之后,我国逐步调整对外维权策略,不再一味被动口头申辩。近些年我国在南海开展常态化海空巡航,推进民用基础设施和海防配套建设,建立常态化现场管控体系,面对外来非法闯入、领土侵权行为,严格按照国内法和国际法现场驱离处置。
我们依旧对外公示完整主权法理依据坚守公理,但不再为了避免外界闲话一味忍让,用实打实的现场管控和国防实力守住领土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