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养生界鼓吹的管住嘴迈开腿、进补修身，在顾维钧严幼韵夫妇这里全不成立。顾维钧享年97岁，直至离世前思维清晰、行事如常；严幼韵活到112岁，晚年始终生活自理、头脑清明，两人留下的长寿心得通篇反常识，严幼韵在口述回忆录《一百零九个春天》开篇便直白写下五句话：“不锻炼、不吃补药、最爱吃肥肉、不纠结往事、永远朝前看。”

顾维钧的晚年生活有着近乎刻板的秩序感，这是他几十年外交生涯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也是他长寿的底层基础。
他自己曾明确说过：“有人把睡和醒截然分开，认为‘醒’才是人生，睡着了浑浑噩噩南柯一梦，属于非人生。这实在是不确切，‘睡’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我这一生就非常注意睡。要保证醒时的理性和工作效率，‘睡’，可以算得上是人生第一要务。”
他固定晚上十一点入睡，次日上午九点以后起床，早餐长达一小时，边吃边翻阅《纽约时报》和中文报纸，数十年雷打不动。
严幼韵熟知他晚眠晏起的作息，留意到他夜间常会醒转阅读书籍或整理文稿，空腹时间过长伤胃，便常年在他床头备好温热的阿华田与少量点心，方便他随时取用，无需起身折腾。
为了保障他的睡眠与颈椎健康，她不让他用高枕，特意定制菊花枕适配他的颈椎曲度，避免压迫血管影响血液循环，这些细节都是日复一日的日常照料，非常重要。

顾维钧对外总结的长寿秘诀只有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其中散步是他唯一长期坚持的身体活动，每天下午必定拄拐杖出门走一圈，住纽约公园大道时就去中央公园，七十年代纽约治安不佳，他散步时先后被抢劫三次，也只是调侃说出门要带点零钱，不能让劫匪空手而归，直到后来安全风险太高才改在沿街步行。
除了散步，他九十多岁仍能游泳，甚至可以站在跳板上跳水，这些都不是为了养生刻意为之，更像是多年生活习惯的自然延续。
他晚年一大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常为他张罗牌局，牌友多是旅居纽约的民国旧友与外交界同僚。顾维钧自己曾笑称打牌“十九必输”，倒不是牌技不佳，是精力难顾全局，但输赢本就是消遣，他从不真正放在心上。这种认真投入却不困于结果的松弛感，是很多刻意养生者难以做到的心态。

顾维钧的长子顾德昌曾直言，如果没有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
顾维钧与第三任妻子黄蕙兰离婚时已年近七十，从国际法院副院长任上退休后，生活看似规律实则封闭，几十年外交生涯让他习惯了公事往来，私下能说心里话的朋友极少，日子过得像按刻度走的钟表，缺了烟火气。
严幼韵嫁给他之后，不只是做生活上的管家，更是把“家”的质感填了进去。她筹办生日派对，安排亲友聚会，把他从外交家的身份壳子里拉出来，变成一个会计较日常开支、会亲自检查每一盏灯是否关掉的普通老人。
顾维钧有个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每晚睡前要亲手巡视所有房间的灯，确认全部关闭才肯睡，严幼韵说已经关了他也不信，非要自己看一遍，还解释说“外交官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的，私生活亦当如此”。
这种在外人看来近乎吝啬的节俭，严幼韵从不纠正，只是顺着他的性子来。对顾维钧而言，严幼韵的照顾不是简单的饮食起居，是让他在晚年依然有目标、有归属感，精神上始终有落点。

严幼韵自己的长寿心得，表面看处处反常识，实则每一条都对应着她的人生哲学。
所谓“不锻炼”，不是完全不动，而是不做刻意的、带有强烈功利目的的健身，她每天打理家务、应酬社交，每周固定的牌局常常持续大半天，百岁时仍能穿高跟鞋出席舞会，日常活动量早已足够，没必要再额外“苦修”。
“不吃补药”是她从不迷信任何养生偏方、保健灵药，相信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一辈子没吃过什么名贵补品，反而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代谢负担。
“最爱吃肥肉”则是最容易被误读的一条，她不是顿顿暴食肥肉，是不在饮食上压抑自己，想吃就吃，不过度克制，本质是不让自己在口腹之欲上拧巴，避免了很多人“想吃又不敢吃”的精神内耗。
真正核心的是后两句：“不纠结往事，永远朝前看”。
她这一生经历过马尼拉战乱丧夫，带着三个女儿和数十名外交官遗孤在日军占领下自救求生，中年再婚承受外界非议，晚年丧女、九十八岁确诊大肠癌，桩桩件件都是常人迈不过去的坎，但她从来不留恋过去的荣光，也不沉溺过往的苦难。
女儿杨雪兰总结她的心态是“一个杯子不是半空的，而是半满的”，晚年曾遇小车祸伤及牙齿，她反倒庆幸没出更糟的事；确诊癌症，她开完刀百岁寿宴上就和主刀医生跳舞，还开玩笑说癌细胞怕她，因为她每天都开心。她在回忆录里写，有人问她今天好不好，她永远回答“每天都是好日子”，这句话不是鸡汤，是她活了一百多年实打实的生活准则。

严幼韵活了一百一十二年，到最后也没有为了长寿委屈自己半分，想吃的东西就吃，想见的人就见，想做的事就做，不回头，不纠结。
她的养生方式非常朴素，恰恰是这些朴素的东西能够戳中当代人养生的痛点——我们总在找各种方法刻意养生，却常常忘了，好好过每一天，比什么补药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