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个体制只需要几个人;在其中讨生活的却是其余所有人。亲历东德的人运气太坏。四十年可以是某些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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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对话距今多少时间了?是五年,还是六年?拂晓的第一缕光摸上了窗台。院中那棵高大的栗树逐渐清晰。大楼里有约莫三十户人能看到这棵树。曾几何时,他想一一敲开这些人的门,请他们让他进屋,去拍这棵树,但只试了三户,三户都认为他可疑,都怒目而视并断然拒绝了,于是他的想法死在萌芽阶段。他只好在自己家里拍这棵树,连续几年,年终无休。每天天一亮,头一件事就是它。与其思前想后,不如只管拍。少些遐想,多些实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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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让他进门拍树的,是住在他三层楼往上的一位老太太。从那个高度可以平视树顶。“我记得刚搬来时,它也就比我这个人高一点。那时还没打仗。这棵树倒是把什么都挺过来了——比如英国人的炸弹。我丈夫死在斯大林格勒。那以后我就一个人住咯。这还是头一回有人要进来拍树呢,但我能明白。我跟我这棵树也聊天,每年它都长得离我近一点。每年春天它都发新芽、开新花,你想象不到我的感觉,我因为它而知道自己又活过了一年。噢,我俩聊天的瘾可大了,尤其在天冷的时候。而在我们这里,冬天是很长的。等它从我的窗前再往上长去,我差不多就该离开这个世界了。”她指着边几上的一张照片:年轻人穿着军装,金发纹丝不乱,梳成1930年流行的背头,对这位他早已不认识的老太太和一个着装风格怪异的外国人露出微笑。“我告诉他树的近况、长势。其他事我不敢告诉他,世道变成这个样子,他也理解不了。”——塞斯·诺特博姆《众灵日》
图画,梵高《盛开的栗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