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被枪决，郑洞国奉命抄家，其妻一举动令他临时改主意
1938年1月，漯河韩宅突然接到口信：郑洞国第二天要来。没有说明来做什么，也没有提前列出清单。可韩复榘已经在开封被扣，随后押往武汉，家里人心里都明白，这样的登门不可能只是普通拜访。
高艺珍没有到处托人，也没让下人把箱子往外搬。她把卫士连长窦来庚、副官和家人叫到一起，只交代了一件事：把带来的箱笼全部打开，沿墙摆好；枪支弹药集中放在桌上，人员在院内集合，谁也不准擅自离开。
这一安排看着简单，其实很关键。韩复榘在山东掌权多年，身边卫士不是普通家丁，其中不少人出自山东国术界。丈夫突然失势，旧部又带着武器，只要有人冲动，韩家就可能从家属善后变成一场武装冲突。

高艺珍先把枪收起来，也等于先把最危险的可能堵死了。她没有试图用韩复榘过去的地位压人，更没有拿孩子和家眷当挡箭牌。她把能交代的东西全部摆出来，让来人一眼看清：韩家不会抗拒，也不会借机生事。
郑洞国到达时，看到的不是哭闹和藏匿，而是一座已经主动解除防备的宅院。高艺珍迎上前，意思很直接：丈夫既然获罪，家里的财物、卫士和武器都在这里，该清点就清点，该收缴就收缴，不必再逐间搜查。
这一下，原本紧张的气氛变了。郑洞国没有用包围、搜查和拘押的办法处理，而是把话说得缓和下来，表示自己是奉命来看望家属，有困难可以提出，由他负责转达。所谓临时改主意，真正改变的是执行的尺度。
当时的郑洞国还不是后来远征缅北时声名显赫的将领。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正率第2师在河南一带活动。军人讲服从，可现场怎么处置，同样考验判断。高艺珍主动交枪，使他不必把事情办到最僵。
高艺珍随后提出三件事。她想去武昌探望韩复榘；希望卫士连返回山东参加抗战；这些人可以走，但武器不能带走，因为枪械属于国家。她没有要求保住宅院和财产，关心的只是家人的下落，以及卫士们今后的去处。

特别是让卫士返回抗日前线这一点，使韩家的态度更加清楚。这些人继续留在宅院里，既容易引起猜疑，也没有实际意义；回山东参战，则能把私人护卫重新变成抗战力量。对郑洞国来说，这比简单缴械更容易收场。
郑洞国回去请示，过了一天再次来到韩宅。他带回的答复是：高艺珍本人不便前往武昌，可以派一名副官探望；卫士准许返回山东，武器统一上缴；韩家日后的生活，则由山东省民生银行拨款暂时接济。
高艺珍这才派副官赶往武汉。可副官到达后，得到的已经不是探监许可，而是韩复榘被处决的消息。韩复榘在1938年1月11日参加开封军事会议时被扣，1月24日在武昌被执行枪决，主要罪名是不遵命令、擅自撤退。
副官在武汉还遇到了赶来的纪甘青。两人后来获准查看遗体，并得知灵柩将运往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安葬。消息带回漯河后，高艺珍才真正确认丈夫已经身亡，先前所有等待和猜测，到这里全部结束。
韩复榘的结局，与他在抗战初期承担的军事责任分不开。他身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和山东省政府主席，却在战局吃紧时连续后撤。统帅部处置他，也带有整顿前线军纪的考虑。

但丈夫受到军法处置，不等于家属一定要被推入绝境。高艺珍最清醒的地方，是没有把两件事情混在一起。她没有急着替韩复榘争论功过，而是先处理眼前的枪、财物和人员，让韩家与可能发生的抗拒彻底切开。
郑洞国也没有因为对方已经失势，便把事情办得毫无余地。他收缴武器，安排卫士离开，又将家属的请求向上转报。这样的处理没有改变韩复榘的结局，却减少了对家眷和普通随从的牵连，也避免旧部因恐慌闹出乱子。
后来，韩复榘的遗骨经家属申请，于1954年迁葬北京万安公墓。再回看漯河那次见面，真正发挥作用的并不是一句漂亮话，而是高艺珍提前打开箱子、集中武器的决定。她用主动配合，为全家争取到了处置空间。

人在顺境中讲体面并不难，难的是大势已去时还能看清轻重。高艺珍保不住韩复榘，也无法改变军法结果，但她至少保住了家属的生活出路，让一群持枪卫士没有卷进新的冲突。这才是这段往事值得细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