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还是个普通军官的时候，经常找掌管后勤的曹彬讨酒喝，每次都能讨到不错的酒。
开宝八年冬，金陵城破，南唐后主李煜带着群臣走出城门，向宋军请降。主帅曹彬没有摆出胜利者的威风，反而安慰李煜，让他回宫收拾衣物，自己只带几名骑兵等在宫门外。
身边人担心李煜回去后会出意外，曹彬却没有慌。他早已看出，李煜性情软弱，不会轻易自尽。后来，南唐君臣得到保全，金陵也没有出现大规模杀戮。赵匡胤把十万大军交给曹彬，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
可这份信任，并不是从金陵城下才开始的。早在后周时期，赵匡胤尚未成为皇帝时，就已经从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中，注意到了曹彬。
当时曹彬是周世宗身边的亲吏，负责茶酒等事务。赵匡胤去找他讨酒，曹彬没有顺手打开官库，而是直接告诉他，这些酒属于朝廷，不能拿来送人。随后，他自己掏钱买酒招待赵匡胤。
这件事真正高明的地方，不只是曹彬没有占公家便宜。他既守住了规矩，又没有让来客下不来台。官酒不能动，私人情分仍然可以照顾。拒绝得有原则，办事又留有余地，这种分寸并不容易掌握。
更值得注意的是，曹彬并没有因为赵匡胤掌握禁军，便急着靠近他。赵匡胤负责禁军事务时，曹彬除非有公事，很少主动登门，平日里的聚会宴饮也很少参加。
宋朝建立后，赵匡胤曾当面问他：“我过去想和你亲近，你为什么总躲着我？”曹彬回答，自己是后周皇室的近亲，又在宫中当差，守好本分尚且怕出错，哪里敢私下结交掌兵之人。
这句话，比送多少好酒都更有分量。乱世之中，许多人忙着判断谁会得势，提前拉关系、找靠山。曹彬却没有下注。他在后周做官时，认真替后周办事；宋朝建立以后，又凭自己的能力获得重用。
显德五年，曹彬奉命出使吴越。当地官员准备了不少礼物，他一开始坚决不收。对方几次派船追赶，他担心拒绝到底反而像故意博取清名，这才把礼物收下，并逐件登记。回到后周后，他马上全部上交。
周世宗认为那些礼物本来就是送给曹彬个人的，命人退还给他。曹彬没有再争，却把财物分给亲友，自己没有借出使的机会积攒家产。这件事和官酒看似毫无关系，其实都是同一个习惯：经手的钱物再多，也不能稀里糊涂装进自己的口袋。
赵匡胤称帝后，最需要的并不只是勇猛将领。宋朝刚刚建立，南方仍有多个割据政权，朝廷既要用兵，又要防止将领拥兵自重。曹彬这种人恰好难得：能带兵，懂军纪，不爱结党，对财物也没有过强的欲望。
乾德二年冬，北宋出兵后蜀。曹彬只是归州一路的都监，并非全军主帅。宋军攻下峡中多处城池后，一些将领想纵兵屠城，曹彬严令部下收手，不准伤害百姓，因此他所到之处，地方上的抵触相对较少。
后蜀灭亡后，王全斌等将领约束部下不力，抢夺财物，激起蜀地动乱。曹彬参与平乱，回朝时，其他将领带回不少财宝和人口，他的行囊里却只有图书和衣被。赵匡胤查明情况，处分王全斌等人，同时提升曹彬。
曹彬受赏后没有得意，反而替全军考虑。他向赵匡胤表示，征蜀将士多人获罪，只有自己受到奖赏，恐怕不利于安定军心。赵匡胤没有收回任命，因为他已经看清，曹彬不只是手脚干净，还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怎样避免功劳变成同僚之间的隔阂。
开宝七年，宋军南下攻打南唐，曹彬这一次成为主帅。围困金陵期间，他没有急着用士兵性命强攻，多次放缓攻势，希望李煜主动投降。城池即将攻破时，他突然称病，把诸将叫到身边，要求大家保证进城后不得滥杀。
诸将明白他的用意，一同立誓。随后金陵陷落，李煜出降。曹彬既完成了统一战争中的重要任务，又尽量避免把一座繁华城市变成废墟。他的“仁厚”并非只是性格温和，更是一种清醒的用兵方式：城池打下来以后，还要有人生活，朝廷还要长期治理。
曹彬也并非一生没有失败。雍熙三年的北伐中，他统领东路军，因进退失当，在岐沟关一带遭遇严重挫折，回朝后受到降职处分。这次失败说明，他有谨慎清廉的一面，却不是不会判断失误的“常胜将军”。
咸平二年，曹彬去世，史载年六十九。此时的他已经位至枢密使，儿孙也多在朝中任职，孙女后来成为宋仁宗的皇后。曹家能够长期显贵，靠的并不只是一次偶然的赏识，而是曹彬几十年始终没有越过那条线。
回头再看那几壶酒，赵匡胤当年看到的绝不是一个会办事的酒官。他看到的是一个不拿公物讨好权势、不靠私交押注前程的人。后来曹彬面对一座城、成千上万名百姓和满眼财物时，仍然守住了同样的分寸。
小事不会直接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却能提前暴露一个人的选择。酒库门前如此，吴越使途中如此，后蜀军营里如此，金陵城下仍然如此。赵匡胤真正信任的，从来不是那顿酒，而是曹彬多年不变的做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