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青海解放那天，一个瘸腿奴隶闯进了解放军驻地，见人便喊：“我是你们红军的副营长，让我归队”。话音落下，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在吹牛，纷纷驻足准备看热闹。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觉得他是在冒认身份，也有人猜测，他可能只是听说解放军进了青海，想来讨口饭吃。
可这个瘸腿男人没有离开。
他一遍遍比画，反复说着几个词：红三十军、二六九团、二营。他还急着寻找负责干部，生怕别人把自己当成无关人员赶走。
他叫廖永和，安徽金寨人。
十几年前，他并不是眼前这副模样。年轻时的廖永和参加过儿童团，后来加入红军，在部队里从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起来。到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时，他已经担任二营的领导职务。
1936年秋，红四方面军一部分部队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那是一段极其艰难的征程，前有阻击，后无补给，许多战士缺少粮食、棉衣和弹药，却仍要不断转移和作战。
1937年春，西路军遭受严重损失，剩余部队分路突围。廖永和所在的队伍准备穿越祁连山，继续向西寻找出路。
也就是在这段途中，他的命运突然改变。
一次激烈战斗中，廖永和腿部中弹。伤口还没恢复，他又跟着队伍在荒山和戈壁之间转移。后来，同行人员遭到地方武装袭击，他的另一条腿再次受伤，已经无法继续赶路。
为了不拖累战友，他留在山洞中养伤，让能够行动的人先去寻找大部队。可队伍一走，四周便只剩冰冷的岩石、荒草和呼啸的山风。没有药品，也没有稳定的食物，能不能活到第二天，全靠硬撑。
一位蒙古族老人发现了他们，悄悄送来粮食和盐。廖永和这才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但伤势稍好后，他没有等来红军，反而落入当地头人控制之下，被迫替人放羊。
从那以后，昔日的红军营级干部，成了草原上身份低微的牧工。
他的腿留下残疾，赶不上羊群时便会遭到责骂。每天能吃到的东西很少，夜里只能挤在简陋住处休息。他曾设法逃走，希望重新找到部队，但高原辽阔，交通闭塞，加上行动不便，几次尝试都没能成功。
随着时间推移，廖永和被带到德令哈一带。他长期和蒙古族牧民生活在一起，汉语越说越少，蒙古语反倒越来越熟练。外人只知道他是个从外地流落来的瘸腿牧工，很少有人清楚，他曾经穿着红军军装，带领战士冲锋作战。
十二年，说起来只是一个数字，真正熬过去却并不容易。
这期间，廖永和结了婚，也靠放牧、种青稞和打零工维持生活。但无论日子多苦，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历。红军的番号、曾经的上级、部队经过的地方，他都牢牢记在心里。
1949年9月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宁，西宁宣告解放。这个消息传到德令哈后，廖永和一下看到了希望。
他听说有人准备前往湟中，便主动跟随驼队同行。一个腿有残疾的人，要在高原上走完几百公里，困难可想而知。一路上，他既担心消息不准确，又害怕到了地方没人相信自己。
经过十多天跋涉，他终于来到湟中。
当地正在开展群众工作，廖永和听不懂太多汉语，直到看见熟悉的红旗和标志，他才确信，自己寻找多年的队伍真的回来了。
于是，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由于语言不通，加上离队时间太久，工作人员没有仅凭他的说法便确定身份，而是安排懂蒙古语的人帮助沟通。廖永和说出了自己的籍贯、入伍经历、部队番号，还回忆了河西走廊作战和祁连山突围时的许多细节。
这些内容并不是普通人随便听几句就能说清的。
随后，相关部门对他的身份进行了审查。随着经历被逐步印证，人们终于确认，眼前这个衣衫破旧、腿脚残疾的牧工，确实是失散多年的红军干部廖永和。
他没有要求回到内地，也没有把多年受苦当成领取照顾的理由。经过学习和组织安排，1950年，廖永和留在青海工作，被派往都兰县德令哈地区。
这片草原曾经困住他，也见证了他的苦难。如今身份改变了，他不再替头人放牧，而是走进牧民中间，向群众讲解政策，帮助当地恢复生产、改善生活。
他会说蒙古语，熟悉牧民的生活习惯，知道他们最缺什么，也知道怎样说话更容易让人接受。后来，他先后担任地方干部，在青海牧区工作多年。
1954年，离家二十多年后，廖永和终于回到安徽金寨。
由于长期没有消息，家人早已以为他牺牲在西北。此前收到来信时，亲属甚至怀疑有人冒用了他的名字。直到这个瘸着腿的中年人真正走到家门前，父亲才相信，那个失踪多年的儿子真的活着回来了。
廖永和的经历，最让人感慨的，并不是一个红军干部突然出现在解放军驻地，也不是围观者从怀疑变为惊讶。
真正不容易的是，在十二年的隔绝中，他失去了部队消息，失去了正常生活，也失去了健康，却始终记得自己是谁。
很多人把信念理解成激昂的口号，其实对廖永和来说，信念更像是一种沉默的坚持。它是在山洞里忍受伤痛，是在草原上被迫放牧时没有忘记番号，也是得知解放军到来后，拖着残腿走上几百公里。
当他终于站在组织面前时，那句“让我归队”，并不是为了证明过去有多风光。
他只是想回到自己从未真正离开的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