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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被扣了。 我没法解释,一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老钢笔,怎么就让连部的文书脸都白了

笔被扣了。

我没法解释,一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老钢笔,怎么就让连部的文书脸都白了。他捏着那支笔,像捏着一颗雷,让我站在走廊里等,别乱走。

三月的风从门缝灌进来,我盯着鞋尖上那块没擦干净的泥巴,脑子里全是外公把笔塞进我手心时的样子。他手指头粗,关节凸出来,捏着那根黑杆子钢笔往我掌心里一放,说了句:“带着吧,好使。”

那是入伍前一天的事。我外公,九十三了,耳朵背得跟隔了座山似的,腿也走不利索,坐在那把老藤椅上,阳光打在他半边脸上,眼睛却亮。我那时只觉得是老头儿稀罕我,给了我个念想。笔确实旧,黑色笔杆子磨得发亮,笔夹上刻的字都糊了,我甚至没当好东西,就顺手塞进了行李袋最底下。

可真到了连队,每天训练累得跟狗一样,谁还记得一支笔。直到那天下午搞内务卫生,我把行李袋翻出来晒,笔掉在地上,文书刚好路过,帮我捡起来。他翻来覆去看了两眼,又对着光瞅了瞅笔夹上那行模糊的刻印,表情一下就变了。

“这谁的?”

“我外公给的。”

“你外公干什么的?”

“老农民,以前……参过军。”

文书没再说话,拿着笔就走了。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但又想不出哪儿错了。那支笔黑不溜秋的,连个金尖都没有,总不至于是什么文物吧。

我在走廊里站了将近二十分钟,腿都麻了。门终于开了,里面坐着教导员,旁边站着文书。教导员让我进去,指了指桌上的笔,问:“这笔,你哪来的?”

他问得不凶,但语气很硬。我咽了口唾沫,把外公的事又说了一遍。教导员听完,没吭声,拿个放大镜对着笔杆子底下又看了一圈,然后递给我:“你自己看看,这底下写的什么。”

我接过来,凑到窗边光线好的地方。笔杆子末端,靠近笔尾旋钮的地方,刻着一串极小的数字,不像年份,更像是一组编号。数字底下,还歪歪扭扭刻了一个字,看不太清,我眯着眼辨认了半天,心里猛地一缩。

那是个“防”字。

写字的人手抖,笔画断断续续的,但那个结构,那个收尾的钩子,我看过无数次。外公给我家盖的鸡窝木板上,他用钉子划过差不多的笔画,一模一样。

我捏着笔,手心全是汗。教导员问我:“想起来了?这编号是哪一类装备的你知道吗?”我摇头,我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笔是外公的,他用了一辈子,临终前给了我,我不知道它是哪来的,更不知道这串编号代表什么。

教导员沉默了一会儿,把笔还给我,说:“这事儿先到这。你回去,给你外公打个电话,问清楚这笔的来源。写个情况说明交上来。”

我拿了笔出来,手还在抖。当晚我打了电话回家,我妈接的,说外公前几天摔了一跤,住院了,意识时好时坏。我攥着听筒,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第二天文书来找我,态度缓和了不少。他跟我说,那支笔的笔杆材质和笔夹刻印的工艺,跟早年某批特殊定制的“军用纪念品”很像,但年代久远,档案早就查不到了。他说教导员的意思,东西先放我这里,但一定要搞清楚。

后来我找机会回了趟家,外公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把笔掏出来,凑到他跟前,大声问:“爷,这笔你哪儿来的?”

他浑浊的眼珠子转了转,看着我手里的笔,嘴唇动了几下。我妈凑过去听了半天,抬起头跟我说:“他说……是他当兵那会儿,班长牺牲前塞给他的。班长姓方,让他留着,以后写字用。”

我愣住了。那个刻在笔杆上的“防”字,是“方”字的简写,还是写错了,没人知道。外公后来再也没有清醒过,也没法告诉我更多的细节。

回部队后,我把情况原原本本写进了说明里。教导员看完,什么也没说,把笔还给了我,只交代了一句:“收好了。”

那支笔现在锁在我柜子里。有时候晚上熄了灯,我会摸出来,借着廊道透进来的光,看那串编号和那个模糊的字。我不知道它算不算贵重,我只知道,我手里攥着的,是一个老头儿大半辈子没讲出口的东西。至于上司当初为什么那么紧张,文书后来悄悄告诉我,那批“纪念品”里,有几支笔,是当年给特定岗位配发的,带编号的,按道理不该流到外面。

我听完,把笔收进了柜子最里面。有些事,问到底了,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你们说,这种老物件,到底是留着好,还是交出去好?你们家里,有没有这种说不清来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