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汝璈拒绝南渡，坚定留在北京，1966年后，梅汝璈遭受磨难，人们搜出了他在东京审判穿的大法袍，准备焚烧，对此，梅汝璈说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没人回答他。那些年轻的面孔上写满了茫然和亢奋，他们手里攥着火柴，眼睛里闪着某种被煽动起来的狂热。

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件旧社会的“垃圾”，一件该被扫进历史堆里的“四旧”。他们不知道，这件黑色的大法袍上，缝着的是一个民族十几年的血泪，钉着的是千万条人命的公道。

梅汝璈看着他们，手都在发抖。他嘴唇哆嗦着，把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国家尊严。”

梅汝璈是什么人？他是代表中国去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大法官。

1946年到1948年，整整两年半，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和那些甲级战犯斗，和那些偏袒日本人的西方法官斗。11个战胜国的法官坐在那里，席位怎么排？他为了把中国排在第二位，跟英国法官韦伯拍了桌子。

韦伯是庭长，想把自己人排在前面，梅汝璈当场脱下法袍要退席。他说，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如果座次不公，他绝不参加。

最后他赢了。中国国旗稳稳地插在法官席的第二位。

更关键的是判决。11个法官，对是否判处战犯死刑争议巨大。印度法官主张慈悲为怀，法国法官主张流放荒岛，澳洲法官甚至觉得不该判死刑。

梅汝璈一个人扛着整个中国的愤怒和期待，挨个去游说、去辩论、去争取。

他写了长达几十万字的判决书，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一条条钉死。最后投票，6比5，勉强通过死刑。如果没有梅汝璈那关键的一票和持之以恒的争取，东条英机那帮人可能就活下来了。

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派人来找他，让他一起走。他拒绝了。他说他是中国人，他的根在中国，他要留在这片土地上。

就因为这个选择，他后来的日子过得非常苦。

一个在东京审判上为民族挣回脸面的人，在特殊年代被抄家、被批斗，那件被他视若生命的法袍被人从箱底翻出来，扔在地上，要一把火烧掉。

他冲过去护住那件袍子，像护着自己的命。那些人骂他顽固，骂他不清醒。他一句话都不辩解，只是死死抱着那件法袍。

后来法袍被没收了，不知所踪。直到很多年后，他的子女才在纪念馆的角落里重新找到它，那件曾经黑得发亮的法袍已经褪色发黄，但上面的每一道褶皱都在诉说着一个老人用命守护的东西。

我一直在想，梅汝璈当时说的那句“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到底是在问谁？他是在问那些要烧法袍的年轻人，也是在问后来的我们。这件法袍不仅仅是一件衣服，它是一个民族在被打趴下之后，重新站起来讨公道的见证。

东京审判不是完美的，甚至带着浓浓的霸权色彩，但对中国来说，那是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以胜利者的姿态审判侵略者。梅汝璈穿那件袍子的时候，代表的不是他自己，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

有人可能会说，梅汝璈晚年太惨了，一个功臣落得这个下场。我不这么看。他那句“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在那种环境下，他没有低头，没有认错，没有说“我错了，我不该留这件东西”。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所有人，有些东西是烧不掉的。法袍可以被没收，可以被藏在角落里落灰，但公道在人心，历史在书里。

今天我们再看梅汝璈，很多人只记得他在东京审判上的据理力争，却忘了他后半生的坚守。

前半生他是斗士，在法庭上和敌人斗；后半生他还是斗士，在风雨里和命运斗。他输了吗？没有。那件法袍现在好好地躺在纪念馆里，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看它。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会想起那个瘦削的老人，想起他说的那句话。

这就是梅汝璈留给我们的东西。不是仇恨，是骨气。不是抱怨，是坚守。他用一辈子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被打倒，但不能被征服；一件法袍可以被藏起来，但公道永远藏不住。

我想说的是，有些历史不能只放在纪念馆里供着。梅汝璈当年争取死刑、争取座次，争的不是他个人的面子，是一个民族的话语权。

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去法庭上和谁吵架了，但我们依然需要那种“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的底气。面对各种歪曲和抹黑，我们要能拍着桌子说，这是我们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公道，谁也别想改。

梅汝璈晚年写过一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书稿，几经波折才出版。他在书里没有写自己受了多少委屈，一笔带过，通篇都在讲审判的过程、法律的细节。

一个受了那么大委屈的人，心里装的还是那段历史，还是那些证据，还是怎么把日本战犯的罪行钉死。这种格局，这种胸襟，我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