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以为香港中产花6000块雇菲佣是为了扫地做饭？大错特错！他们不敢辞退菲佣，根本不是因为懒，也不是图便宜，而是这36万外佣早已掐住了香港中产家庭的“命脉”。辞掉一个菲佣，毁掉的是整个香港中产的生活。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清晨要准备早饭，孩子要按时出门，长者可能要吃药、复诊，夫妻两人还得赶去上班。晚上回来，做饭、洗衣、收拾、照看孩子和老人仍在排队。少了住家照护，这些事不会消失，只会落到夫妻中的一个人身上。

自2025年9月30日起，新签合同的外佣最低月薪是5100港元；雇主不供餐，还要每月支付1236港元膳食津贴。账面支出六千多港元，背后决定的却是另一名家庭成员能否继续全职工作。

夫妻少一份收入，房贷、学费、养老和日常开销会同时承压，这才是很多家庭不敢轻易解约的现实。

这里还得纠正一个说法：36万并不等于36万名菲佣。2024年香港约有36.8万名外佣，占本地劳动人口9.6%；菲律宾籍占55%，印度尼西亚籍占42%。

这个规模在2019年曾达到39.9万，疫情期间回落，随后恢复。人数变化反映的，是人口流动和照护需求。

1973年开始，香港缺少住家家务帮手，1974年菲律宾又推动本国居民赴海外工作。起初只是补一个用工缺口，几十年后，家庭结构已经围着这套安排重新组织：父母继续就业，孩子和长者留在家中接受日常照料，外佣承担大量重复、琐碎又不能中断的事务。长期累积后，它成了城市照护体系的一部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就业数据。2023年，有年幼子女且家中没有住家外佣的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5.6%；家中有外佣的，同一比例达到82.3%。差距接近一倍。外佣让一部分母亲保住职业连续性，也让家庭避免把育儿责任全部压给女性。

外佣的工作重心也在变化。2025年，香港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79万，占总人口25%。2023年，成员均在60岁以上的退休夫妇家庭中，8.6%聘用了外佣；

独居长者家庭聘用外佣的比例达到11%。越来越多家庭需要的已经不只是带孩子，还包括买菜、做饭、陪诊、提醒服药和日常起居照顾。

外佣可以承担生活照料，却不能自动变成专业护士。长者失能、认知障碍或需要医疗操作时，家庭仍需要护士、社工和正规护理服务。

把养老压力全塞进一份家政合同，短期省事，长期可能让家庭误判风险。未来紧张的环节，可能不是有没有人洗衣做饭，而是谁能提供有训练、有边界的居家照护。

香港对外佣用工设有统一的两年合同。外佣必须住在雇主登记住所，雇主要提供合适住宿和合理隐私，依法给予每七天至少一天休息日、法定假日和年假，并承担在港期间的免费医疗费用。

住家只代表居住安排，不代表可以全天候随叫随到。少付工资或虚报工资，还可能被检控。规则同时保护家庭需求和劳动者权益，现实中能否落实，仍取决于双方是否守住边界。

继续请外佣，家庭要承担工资、住宿、管理和相处成本；辞退外佣，照护任务立刻回到家人身上，最容易退出职场的往往还是女性。

一个六千多港元的岗位，连接着女性就业、儿童照顾、长者养老和家庭收入，任何一端出问题，另外几端都会受影响。

外佣不能被说成廉价工具，也不该被神化成万能照护者。她们填补了家庭服务和公共照护之间的空档，却无法替代托育、社区养老、专业护理和更合理的工作安排。

稳妥的方向，是让外佣获得清楚的工时和居住保障，让家庭得到更容易负担的照护服务，也让夫妻不必靠牺牲一个人的职业来维持日常。

说到底，香港中产怕的并不是家里少一个人扫地，而是少了那双手之后，原本被遮住的育儿、养老和就业矛盾会一起露出来。

36万外佣撑住的是无数家庭的日常，也提醒人们：一座城市若把照护长期压在家庭和外来劳动者身上，表面运转正常，底层压力只会越来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