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版之大唐宰相比大宋宰相，谁更牛？】（附：唐代名相VS宋代名相）一个时代的气象，常常写在它的大臣身上。

要回答“唐代宰相和宋代宰相哪个更牛”，先看一组数字。唐朝国祚二百八十九年，史有记录的宰相五百二十二人，平均每年产生一点八个宰相。宋朝三百一十九年，出了一百三十七位宰相，平均每年零点四个。

大唐宰相多，多得像过江之鲫；大宋宰相少，少得像万里挑一。

但这串数字，本身就藏着两个王朝的脾性。唐代皇帝可以像换衣服一样换宰相，他们不觉得频繁更替是问题，反而相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宋代皇帝选一个宰相出来，往往要反复掂量好多年，一旦定下来，就让他长期执政。

开国与末世

两朝的宰相，起点和终点也形成了奇妙的对照。

大唐第一位宰相，是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他是宰相，也是皇帝。这开了一个特别的头：唐代宰相与皇权之间，从来不是单纯的君臣关系，而是一种微妙的共生。

大宋第一位宰相，叫范质。他是后周的宰相，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他降了，继续当宰相。大宋最后一位宰相，叫陆秀夫。他背着八岁的宋幼帝跳海自尽。从跪着接手江山，到站着殉葬江山，一百三十七位宋朝宰相，走完了一条从委曲求全到壮烈赴死的路。

而唐朝的开国宰相名单里，有李渊的儿子李世民，有李渊的侄子李道宗，有隋朝的旧臣裴寂，有瓦岗寨的降将——唐的第一批宰相，更像是一份各方势力的“入股名单”。一个开放型的朝代，不需要靠忠心来定义开头。

贞观与明相：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

两朝最动人的风景，都是那些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名字。

唐代房玄龄与杜如晦，是中国宰相史上最经典的二人组。 唐太宗与房玄龄议事，房玄龄必说“非杜如晦不能决”；等杜如晦来了，最终采用的，又往往是房玄龄的策论。“房谋杜断”，传为千古佳话。一个善谋，一个善断，像一个人分成了两半。更难得的是，房玄龄“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他容得下别人的才能，这是比谋略更稀缺的品质。

宋代赵普有一句名言，流传极广：“半部《论语》治天下。” 这话有人当真，有人当戏言。但赵普这个人，是开国宰相里最务实的。他向宋太祖献策“杯酒释兵权”，解决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顽疾；他提出“雪夜定策”，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一个酷爱《论语》的人，却从不空谈仁义，只做解决实际问题的减法。

武则天时期的狄仁杰，是唐史上一个异数。 在一代女皇手下当宰相，既要办事，又要保命，还要暗中谋划让江山回归李唐。武则天称他“国老”，特许他上朝免拜。他举荐了张柬之，张柬之最终发动神龙政变，逼武则天退位，恢复李唐神器。他的忠，不是愚忠，是把皇位还给“对的人”。

宋代的寇准，则是真宗朝的一把火。 辽国大举南侵，朝臣纷纷建议南逃，只有寇准力劝真宗亲征。真宗到了澶州城，登上城楼，宋军望见御盖，“皆呼万岁，声震数十里”。澶渊之盟虽以纳岁币为代价，但为宋朝换来了百余年的和平。他是赌上了自己的性命，赌上了整个王朝的国运。

两种困境：党争与野心

但宰相们光芒万丈的另一面，是唐与宋共同的困境。

唐代的困境是“外重内轻”。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宰相的权力只能在长安城里行使，出了城就不算数了。晚期昭宗朝，宰相崔胤为了对抗宦官，引朱温入朝，结果被反噬。唐代亡于藩镇，而宰相是藩镇入朝的过渡品。

宋代的困境是“内重外轻”。杯酒释兵权后，武将地位极低，宰相的权力空前膨胀，但也带来了党争。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苏轼等名士反对，新旧两党水火不容。这导致宋朝的宰相们，把精力大量消耗在了“打对方”而非“做事情”上。南宋后期的史弥远、贾似道更是奸臣频出，直接加速了亡国。

如果一定要给唐、宋两朝宰相做一个评判，大概可以这样说——

唐代宰相胜在“气象”。 他们活在盛世，有足够的舞台施展抱负。房玄龄、杜如晦、狄仁杰、姚崇、宋璟——他们的名字，是盛唐天空中最亮的星。

宋代宰相胜在“风骨”。 文天祥、陆秀夫、李纲，他们活在强敌环伺、积贫积弱的年代，却用一生践行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一个能产生文天祥的朝代，即使疆土只剩半壁，也仍有尊严。

唐的宰相像江，宽阔奔流，浩浩汤汤；宋的宰相像山，沉默坚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江河有江河的壮阔，山川有山川的巍峨。后世仰望时，都能从他们身上，看见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