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的感谢致辞里，发现了个可怕的问题，她通篇下来感谢的人很多，有在法国的导师还有一起合作的研究者，就是没有北大这个本科院校。

她说在北大她很平庸跟不上学习，数学不好，转了建筑行业，没人理解和试图给她解惑。

很多人习惯用世俗的感恩标尺去衡量科研者的内心，把一份致辞里的缺席等同于忘本。

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中国数学家王虹和邓煜双双拿下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位，颁给未满40岁的杰出数学家。自1936年设立以来，同届同国两人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五次——美、法、英、俄，然后是中国。

历史性突破的喜悦还没散，一段获奖致谢短片先炸了锅。

王虹在致辞里感谢了合作者Joshua Zahl、博士导师Larry Guth、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和纽约大学提供的科研环境。邓煜感谢了合作者、MIT和普林斯顿的导师同窗。有网友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发现一个“问题”：俩人从头到尾没提北京大学。

微博上很快就有人发帖：“看了王虹昨天的发言，感谢了法国的教授，好像没有提北京大学和本科老师。”紧接着各种声音涌上来。有网友搬出幼儿园、小学、中学层层反问——深圳高级中学不该感谢吗？深圳蛇口育才第一小学不该感谢吗？养大三年的幼儿园不该感谢吗？另一拨人觉得这纯属没事找事——获奖感言时长有限，不必时刻把一长串名单挂出来。

争议的导火索，其实埋在王虹自己的过往叙述里。

2007年，16岁的王虹从广西桂林考入北大。她第一志愿是数学系，但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个人，她的分数够不上。被调剂到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后，她一边完成本专业课业一边自学数学，靠转系考试才挤进数学科学学院。

进了北大数院，日子并不好过。没有奥赛背景，在一群金牌得主中间，她一度成绩垫底。有北大同学后来回忆：“坦率地说，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王虹会从事严肃的数学研究。”她自己说得更直接——在北大很平庸，跟不上学习，数学不好，没人理解和试图给她解惑。

本科毕业后她去了法国。在巴黎读硕士期间，她干脆放下数学，跑去学建筑，还在建筑事务所实习了半年。后来被人问起，她轻描淡写一句“发现建筑也挺难的”。但明眼人都看得出——那不是一个天才的任性转场，而是一个年轻人被挫败感逼到墙角后的逃跑。

说回那段致辞。王虹真的没提北大吗？

完整致辞里有一句话——“我想起在北大数院读书的岁月，在课堂上接触调和分析，从此踏上这条研究道路。”她确实没有像邓煜那样单独列出一句“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但她提到了那段岁月、那门课、那条路的起点。接受总台采访时她也说过：“同一级的同学里，很多人都非常想做数学、做学术……老师同学都非常有数学品味，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是好的数学。”

致谢短片里没有“北京大学”四个字，不等于她在心里把那段经历抹掉了。

更深层的问题其实是——凭什么一个拿奖的人，必须把感恩清单列得面面俱到？

菲尔兹奖表彰的是促成获奖成果的核心助力。王虹攻克三维挂谷猜想的127页论文完成于海外，博士导师Larry Guth直接指导了她的研究方向。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为她提供了没有教学任务、没有行政工作的纯粹研究环境。她在致辞里感谢这些人、这些机构，是学术致谢的基本逻辑——感谢直接促成这项成果的力量。

把“没提北大”等同于“忘本”，本质上是把感恩当成了一道填空题——从出生医院到小学中学到大学，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就是人品有问题。这种思维很熟悉。我们太习惯用“感恩”来丈量一个人的道德，尤其是在公共场合。一个人的成功，仿佛必须按顺序感谢所有相关方，顺序乱了、名单缺了，就是“不知感恩”。

北大求学期间，王虹挣扎、迷茫，不断怀疑自己。这段经历让她在法国遇上良师后明白，科研不必单打独斗。她感恩适时出现的引路人，这份感谢并非否定过往。人可以铭记被理解的温暖，不必强迫自己对所有失意时光一并感恩。

北大官方的反应比网络舆论体面得多——第一时间点亮博雅塔为两位校友祝贺。校方没有因为致辞里没被点名就急着切割。反倒是网友替北大“打抱不平”，把一场学术荣誉的庆祝硬生生扭成了道德审判现场。

我们真正该追问的，或许不是“王虹为什么不感谢北大”，而是——为什么一个人哪怕拿了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仍然要被一个“感恩清单”绑架？为什么一段私人化的、真诚的感谢，必须符合公共期待的模板才算合格？

王虹从广西小镇走到菲尔兹奖领奖台，走了十九年。这十九年里她迷茫过、逃跑过、回来过。她最后感谢的是那些在她最不确定的时候伸出手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诚实——诚实比面面俱到的“感恩”更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