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439位开国上校中，有2位早年便是中央红军主力团长，与2人搭档的政委最低都是开国少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两人分别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杨上堃、第十三团团长陈开路。1937年2月，二人从红大毕业后，分别被分配到这两个团担任团长。

当时红一师师长是杨成武上将、政委是邓华上将，下辖红一、三、十三团，其中红一团团长杨上堃，政委袁升平；红三团团长黄寿发，政委谢斌；红十三团团长陈开路，政委郭林祥。

这其中除了黄寿发被下令处决外，其余5人均参加了授衔，红一团政委袁升平，55年授中将；红三团团长政委谢斌，55年授少将；红十三团政委郭林祥55年授少将，88年授上将。而两位团长55年仅授上校。

1937年红军改编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原先三个团改编为三个营，二人都短暂在独立团担任过营长。杨上堃后来调到晋察冀一分区一团当参谋长，1939年原一团团长升任支队司令员，副团长又调走，杨上堃本来笃定自己能接任团长，结果上级任命二营长宋玉琳顶了这个位置，他改任第一支队参谋长。这件事让他心里很不痛快，觉得自己有能力带主力团，不该被降职安排。

没过多久，分区侦察科长袁彪找到他，几个人互相撺掇，杨上堃脑子一热，带着二十多名战士擅自离开部队，打算在外自己拉起队伍打出成绩再归队。出走之后冷静下来，他意识到问题严重，主动回部队认错。

擅自带队伍离队属于严重违纪，原本处罚很重，但考虑他早年长征、反围剿有不少战功，又主动认错，上级从轻处理，免去所有职务，送去抗大学习。这一耽误，一直到抗战快结束，他才重新回到前线。

早年一起共事的战友，这段时间大多升到旅级正职，他落后一大截。解放战争初期，他仅担任地方部队的团长团长。建国后任军分区副司令员，仅为副师级职务，由于职务偏低，55年授上校军衔，后曾任江西军区副司令员。

陈开路，他没犯过错，军衔偏低全是常年重伤拖累晋升。这人打仗向来冲在最前面，身上留下多处永久伤病。平型关战役里，他靠前观察敌情，炮弹弹片击中头部，当场昏迷七八天才苏醒；后来百团大战作战，又被日军机枪击中右臂，受伤严重。

多次重伤让他落下后遗症，高强度野战指挥任务身体扛不住，组织考虑他的健康，慢慢把他从一线作战岗位调离，安排去做新兵训练、后勤保障相关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他主要担任补训旅长、补训师长。补训部队属于预备兵员单位，主要负责训练新兵输送前线，和野战主力部队晋升路径差距很大。建国初期调往空军第18师师长，也是由于授衔是职务不够高，在55年授上校军衔。不过在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后曾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