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济南战役后，粟裕歼敌十万，生擒王耀武。怒火攻心的蒋介石，对军统毛人凤下达了刺杀粟裕的命令。当时，军统不仅派出一批顶尖特务，还有我党叛徒里应外合。
济南城被攻克后，南京方面最先感受到的不是丢掉一座省城，而是整个山东战局开始松动。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经过八昼夜作战，拿下国民党重兵防守的济南，王耀武出逃后被俘，守军十万余人被歼、被俘或起义。这个结果说明，华野已经有能力攻克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更让南京方面不安的，是粟裕越来越难对付。他不只会集中兵力打硬仗，还善于把攻城、阻援和诱敌连在一起。济南战役中，华野一边猛攻城内守军，一边盯住徐州方向，使援军不敢贸然北上。王耀武迟迟等不到增援，守城部队很快陷入孤立。
正面战场连遭失败后，国民党方面把更多希望放到暗杀、策反和渗透上。军统改组为保密局以后，毛人凤掌握着庞大的特务系统。可普通特务想接近华野指挥机关几乎没有可能，解放区沿途有交通站、哨卡和身份审查，陌生人很难见到高级指挥员。
于是，敌特机关盯上了那些曾在革命队伍中工作、后来叛变的人。金柯就是其中一枚危险棋子。他早年在苏中、苏南地区担任过职务，对根据地的组织关系、干部习惯和交通办法都熟悉。1947年，他在上海被捕后没能守住立场，随后向敌人交代了不少内部情况。
金柯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会不会开枪，而是他看上去像“自己人”。他知道老干部见面怎样称呼，懂得交通员怎样核对身份，也知道从敌占区回来的人该讲什么经历。敌特机关准备让他编造脱险经过，以重新归队、汇报情况为名进入苏中解放区，再寻找接近华野领导机关的机会。
这条暗线在济南战役前已经铺开。济南失守后，南京方面对粟裕的忌惮进一步加深，原本针对华东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也变得更加迫切。蒋介石希望借除掉主要指挥员打乱华野部署，至少为不断恶化的战局争取一点喘息时间。
敌人以为金柯的旧身份足以骗过审查，却忽略了他的叛变并未完全瞒住。潜伏在国民党机关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发现了异常。秦杰在南京从事秘密工作时，注意到一名突然佩戴少将军衔、又准备前往江北的人。经过辨认，他确认此人正是已经失踪的金柯。
消息很快被送出，上海地下组织和苏中有关方面随即提高警惕。这个环节没有枪声，却决定了行动的结局。情报若晚到几天，金柯就可能凭借过去的关系进入更深层的机关；一旦他接触到作战部署或高级指挥员，危险便不只是一次刺杀。
金柯按原计划北上时，还不知道行踪已被掌握。他熟练地报出过去的职务和熟人姓名，又把自己说成受尽折磨、侥幸脱险的干部。接待人员没有当场拆穿，而是照常安排住处，同时逐级上报。表面上看，他已经进入解放区，实际上每一步都在监视之中。
审查开始后，金柯的说法很快露出漏洞。有人知道他被捕后的真实表现，有人掌握敌特机关的安排，几条线索相互印证，他再想靠旧身份蒙混已不可能。经过讯问，他承担的渗透任务逐渐暴露，敌人企图借叛徒靠近华野指挥机关的计划随之破产。
这场较量说明，战场上的胜负并不只发生在炮火中。济南城外，华野用兵力切断援军；在看不见的暗线上，地下工作者和保卫人员用情报切断渗透。前者决定一座城能否攻下，后者决定指挥系统能否安全运转，两者缺一不可。
粟裕长期处在敌军重点侦察和破坏的名单上，但他并未因此停止前线指挥。华野机关经常转移，作战计划严格限制知情范围，人员来往也有明确规定。敌特机关把希望押在一个叛徒身上，却低估了解放区长期形成的组织纪律。
济南战役以后，华东野战军很快投入更大规模的淮海战役。南京方面设想通过暗杀粟裕扰乱华东战局，最终未能得逞。战局也证明，战争并不是除掉某一个人就能逆转的。指挥员固然重要，一支军队真正的力量，还来自完整的组织、可靠的情报和严密的协同。
金柯的选择，与那些冒险送出情报的人形成鲜明对照。他曾有过重要职务，却在被捕后背弃了立场；身处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没有显赫身份，却在关键时刻守住了防线。越是熟悉的面孔，越不能省掉必要核查；越是形势顺利，越要提防暗处伸来的手。
济南城头的炮声早已远去，这场未能得手的阴谋却留下了清楚的提醒。蒋介石集团在正面战场失利后，试图从特务活动中寻找突破口，而真正挫败计划的，不是偶然运气，而是情报人员的警觉、组织之间的快速联络，以及一道道看似普通却不能缺少的审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