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23日深夜，当冯玉祥倒戈回师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前线时，吴佩孚正在指挥直系主力与奉军血战。
据当时随军在侧的幕僚汪崇屏回忆，吴佩孚接到电报后，脸色骤变：“我一生不惯看错人，这一回，走了眼。”
发出这一句痛苦感慨后，吴佩孚率残部回师救驾，在天津一带被奉军和国民军两面夹击，最终由塘沽登舰南逃，站在军舰甲板上，他望着茫茫渤海，咬牙切齿，痛骂的只有一个名字：冯焕章。

吴佩孚对冯玉祥那种深入骨髓的痛恨，不能只看1924年这一幕，他们之间的恩怨需要往前追溯。冯玉祥在直系阵营中本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早年投靠陆建章，凭姻亲关系获得提拔，在军阀圈里被视为善于投机之人——他曾脱离皖系转投直系，又在军阀混战中多次改换阵营。
吴佩孚起初并不厌恶他。在1920年直皖战争和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表现得颇为卖力，尤其1922年冯部在河南击败河南督军赵倜，帮吴佩孚稳住了后方。吴佩孚那时对他的评价是：冯焕章练兵有方，临阵尚能效死。这话里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却也透着一股子信任——他以为这个人是可以驾驭的。
但一年之后，两人之间就出现了裂痕。
这一年，吴佩孚在洛阳坐镇，以直鲁豫巡阅使的身份号令四方，他的幕僚白坚武在日记中记载，吴佩孚曾私下表示对冯玉祥的警惕，认为他“面带忠厚，内怀机诈”，但其自信让他低估了危险。
当时冯玉祥在北京南苑练兵，聘请苏联顾问，军中流传着三民主义一类的小册子，这些事吴佩孚并非不知。幕僚张其锽曾提醒他说：“焕章近来与国民党过从甚密，且对苏联顾问执礼甚恭，恐非吉兆。”
吴佩孚的回复充满了他一贯的傲气：“书生之见。焕章手下不过三万疲卒，枪械残缺，能翻起什么浪？我若连他都驾驭不住，还谈什么统一中国。”这段话后来被白坚武记在日记里，成了吴佩孚一生最大的讽刺。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以“讨逆军总司令”身份亲赴山海关前线，把北京后方完全交给了冯玉祥。他没有想到，冯玉祥已暗中与奉系张作霖、国民党方面以及段祺瑞势力达成默契。10月23日，冯玉祥部在鹿钟麟率领下，一夜之间控制了北京全城，总统曹锟被囚于延庆楼，直系后方彻底瘫痪。更让吴佩孚锥心的是，冯玉祥还给这次行动取名为“首都革命”，发通电自称“主张和平、停战救国”，把自己包装成国家救星。
这份通电吴佩孚在前线读到，当场撕得粉碎，连骂数声“无耻”。
吴佩孚对冯玉祥的痛批，散见于他后来的书信、谈话和诗作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言论，几乎可以作为那个时代道德评判的标本。他曾对部下说：世人皆言冯玉祥“倒戈”，以我观之，此人一生数次背弃所事，此乃天性使然。
后来他流寓四川时，又对川军将领杨森说过一句话：冯焕章一生数次卖主求荣，这种人，连做对手的资格都没有。在吴佩孚的世界观里，敌我分明是武人的基本节操，冯玉祥的反复无常玷污了他心目中“军人”二字的分量。
还有一句更为刻毒，是在1926年他与张作霖化敌为友、联合讨伐冯玉祥时说的：我与雨亭打仗，是兄弟之争；与冯焕章作战，是君子诛小人。
但吴佩孚的恨，远不止于个人荣辱。
他在1925年写给湖南赵恒惕的一封长信中，有一段话被当时报纸广为刊载，大意是：冯某背主倒戈，其罪尚小；引外人破坏纲常名教，其罪为大。我所痛心的，非一己之成败，乃华夏数千年礼教之崩坏。
这才是他恨意的真正内核。
吴佩孚是秀才出身，骨子里是个儒家信徒，他把自己的权力基础建立在“道义”和“正统”之上。冯玉祥在1924年后与苏联、国民党合作，在吴佩孚眼中不仅是政治背叛，更是对传统秩序的颠覆。他后来在四川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云：“南征北战寻常事，恨煞冯郎作楚囚。”这里的“楚囚”，暗指冯玉祥甘愿受制于人，丧失了独立人格——这对自诩以气节立身的吴佩孚来说，是比战败更难容忍的羞辱。

从1924年北京政变开始，吴冯之间的仇恨就演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宿怨。
1926年南口大战，吴佩孚与张作霖、阎锡山联合围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吴佩孚当时在湖北，北伐军已经打进湖南，幕僚力劝他先救湖北，他厉声说：两湖可以丢，冯焕章必须灭。这句话后来被批评为“以私害公”的典型，但吴佩孚丝毫不为所动。他派心腹将领率主力北上，与奉军夹击南口，自己宁可让南方空虚也要先置冯玉祥于死地。
南口之战国民军死伤惨重，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远走苏联，吴佩孚在长辛店前线对中外记者说：此人不除，中国永无宁日。
这种恨意，一直延续到吴佩孚生命的终点。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反蒋，吴佩孚在四川冷眼旁观，对来访者说：冯玉祥一生投机，今日反蒋，明日亦可联蒋，此人不足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吴佩孚困居北平，日本特务多次上门诱其出山，吴佩孚以民族大义为由断然拒绝，而当时冯玉祥也在抗战阵营中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有人告知吴佩孚此事，他听后只冷冷说了一句：焕章这次还算明白。
这句话依然带着讽刺，可见至死他都未曾真正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