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孟良崮。张灵甫的整编74师被围，他向近在咫尺的李天霞求救。李天霞却只象征性派了一个团，最终致74师覆灭，战后，老蒋大发雷霆，要惩治李，然而老长官却为他开脱！
1947年12月19日，关于李天霞“作战不力”的审理有了结果。几个月前，他还是孟良崮惨败后被严厉追责的将领，如今却被免予刑事处分。

当年春天，国民党军把进攻重点放在山东，调集大批兵力，采取密集靠拢、逐步推进的打法。汤恩伯指挥第一兵团，整编74师担任主攻，整编25师和整编83师分列左右，彼此之间本应互相照应。
可从5月11日起，张灵甫率部向坦埠方向推进，速度明显快于两翼部队。华东野战军很快抓住机会，从侧后展开穿插，切断整编74师与友军之间的联系，又控制了垛庄附近的退路。
到5月13日晚，整编74师已经被压缩到孟良崮山区。张灵甫原本装备较好的部队，到了这片乱石山地，优势反而难以发挥。车辆无法通行，重炮很难展开，山上缺水，弹药和粮食也送不上来。
包围圈越收越紧，张灵甫只能不断发报求救。离他较近的援军，一支是黄百韬的整编25师，另一支便是李天霞的整编83师。尤其是83师所在方向，关系到整编74师的右翼和后方通道。
李天霞接到命令后，并没有马上把手中能够调动的兵力全部压上。他先派出一支小部队带着电台向前活动，并使用较大部队的番号联络，给人一种大队援军正在赶来的印象。
后来，他又命令第57团向桃花山、垛庄一带前进。这个团成了整编83师投入救援的主要力量，但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不足以承担打通包围圈、接应整编74师突围的任务。
第57团并非完全停在外围。团长罗文浪带着部队向前推进，也与华东野战军发生了激烈战斗，最后还有部分人员被卷进包围圈。然而，一个团面对严密的阻援阵地，很难改变整个战场局势。
救援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口头承诺，而是时间。李天霞前期没有果断投入主力，等到局势彻底紧张后再增加行动，能够利用的战机已经所剩无几。山上的张灵甫仍在等待，可外围援军始终无法打开通道。
李天霞和张灵甫都出自原74军系统，两人却并非关系亲密的老战友。他们在资历、职务安排和部队人事上存在过矛盾，尤其在整编74师主官人选问题上，彼此之间早已留下隔阂。

除了个人关系，李天霞还有保存本部实力的考虑。整编83师此前已经有过损失，部分兵力又被调离。他不愿把剩余主力一次投入险局，于是采取先试探、再观察的做法。
这类选择表面上没有公开违抗命令，实际效果却十分明显：援军规模有限，推进速度不快，无法在整编74师尚有战斗力时形成内外夹击。等李天霞意识到事情严重，华东野战军的阻援阵地已经更加牢固。
外围的战斗同样激烈。黄百韬率整编25师向孟良崮方向靠近，也受到顽强阻击。华东野战军一边围攻山上的整编74师，一边死死挡住外面的增援，使国民党军几支部队看起来距离不远，实际却难以会合。
到了5月16日，孟良崮上的形势已经无法挽回。整编74师缺水缺弹，伤员越来越多，各处阵地接连失守。当天下午至傍晚，主要战斗结束，张灵甫身亡，整编74师以及增援、配属的部分部队遭到歼灭。
国民党军原先的打算，是让整编74师吸引华东野战军主力，再由外围部队反向包围。可各路部队没有及时形成合力，原本被当成诱饵的整编74师，最终真成了一支孤军。
消息传回后，蒋介石极为恼怒。整编74师不仅装备较好，还是国民党军重点使用的主力部队。这样一支部队在友军环绕的情况下覆灭，让上层既感到难堪，也必须找人承担责任。
汤恩伯被撤职，黄百韬受到处分，李天霞则因掩护和救援不力被撤职，送交军法机关审理。李天霞距离战场较近，却只在关键阶段派出有限兵力，自然成为追责的重点人物。
就在严厉处分即将落下时，汤恩伯回到南京，向蒋介石解释战场经过。作为第一兵团司令，他是李天霞的直接上级，也是整个进攻计划的执行者。若把责任完全落在李天霞身上，第一兵团的指挥和调度同样会受到深查。
汤恩伯在后续调查中替李天霞陈述了多项理由：整编83师部分部队不在李的直接控制下，能够立即调动的兵力有限；华东野战军阻援力量强大；83师在推进中也付出了伤亡；一些作战命令还存在传递迟缓的问题。
顾祝同、汤恩伯后来又为李天霞的行动作证，使案件逐渐从“消极救援”转向“受战场条件限制”。经过数月审理，原本可能带来重罚的案件，最后以免予刑事处分收场，李天霞由此躲过了更严厉的惩治。
在我看来，孟良崮战场最值得深思的，不只是李天霞与张灵甫之间的私人矛盾，而是国民党军内部长期存在的保存实力、互不信任和责任推诿。李天霞不愿过早投入主力，确实让整编74师失去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汤恩伯后来替他开脱，也不只是照顾老部下，更有保护自身指挥责任的考虑。命令虽然一层层下达，各部将领却都在计算自己的损失。部队在地图上靠得很近，行动上却无法真正配合，这才让张灵甫在不断求援中走到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