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如果张学良投靠我军，后来会有什么待遇？
时间拨到1955年，全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吕正操、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都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有的早年出自东北军，有的在解放战争后期率部起义。沿着这些人的经历往回看，张学良若在1936年底选择留在西北，他可能得到什么安排，其实已经能看出大致轮廓。
张学良与我军的关系，并不是西安事变当天突然建立的。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他在肤施，也就是今天的延安举行会谈。双方谈妥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保持联络等事项，张学良也赞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此后，他还在经费、棉衣和交通等方面为红军提供过帮助。
真正的岔路口出现在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抵达南京后很快被扣押。假如他当时留在西北，或者在局势稳定后进入陕北，接下来的安排大致会分成两条路。
张学良不会被当作临时来投的普通军官。他既是东北军的主要统帅，又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之一，手中有军队，在全国也有很高知名度。对他最先采取的安排，很可能是严密保护、充分尊重，并让他继续参加联合抗日方面的军事协商。
不过，待遇有多高，关键不只在名气，还要看他是一个人来，还是带着部队来。若张学良独自进入陕北，东北军仍留在原来的指挥体系内，他更适合承担抗日联络、军事协商和团结各方力量的工作。身份会很重要，却未必马上掌握一支新的部队。
假如他能带领东北军主力一同转向，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东北军不是一个团、一个旅，而是一支人数众多、体系完整的旧式军队。它有自己的军官层级、补给渠道和内部关系，不可能换一面旗帜，几天之内就全部变成一支新军。
更现实的办法，是暂时保留张学良的主要指挥地位，让东北军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行动，同时派入熟悉人民军队建设的干部，逐步调整军纪、训练、后勤和官兵关系。部队不会被简单拆散，但原来的私人用人方式和旧式管理办法必然要改变。
后来陈明仁、陶峙岳等人率部起义后，基本都走过这样的过程。主官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原有部队接受整编，新的政治和军事制度逐步建立。这样做既能稳定军心，也能避免部队因为突然更换全部指挥人员而发生混乱。
这种安排对张学良反而更有利。他长期统率东北军，许多官兵愿意听从他的命令。由他出面安定人心，比立刻撤换大批东北军将领更加稳妥。等部队经过战场考验和长期整训后，他才可能从一位合作将领，逐步成为人民军队中的高级指挥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学良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大概会在华北和东北方向。他熟悉东北的地理、人情和军事情况，在东北军旧部中也有号召力。若能组织流亡关内的东北军民投入抗战，他的历史地位就不只来自西安事变，还会增加长期带兵作战的实际成绩。
吕正操的经历最有参考价值。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他率东北军第六九一团转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后来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张学良原来的职务、部队规模和全国影响，远在一个团长之上。但军衔并不是按照旧职位直接换算。过去带过多少兵，只能算一部分条件，真正重要的，还是转向之后参加过哪些战争、担任什么职务、建立了多少实际功劳。
陶峙岳在1949年率驻新疆部队起义，整编后继续担任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陈明仁率部参加湖南和平起义，后来担任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董其武参加绥远起义后，又率部参加抗美援朝。他们后来都获得了上将军衔。
这些人的经历说明，爱国将领只要接受统一领导，愿意完成部队整编，并在此后继续作出贡献，原有资历会受到尊重，职务和生活也会得到妥善安排。旧部队不会原样保留，原来的主官却不一定失去位置。
因此，张学良若从1936年起一直留在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并在后来的战争和军队建设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上将级军衔是较为合理的推测。至于更高军衔，不能只按照他曾经统率东北军来判断，还要看十几年间的战功和实际任职。
他也可能走另一条路。假如身体状况、年龄或个人选择使他逐渐离开一线，他可以转入国家机关、政协或社会事务岗位，承担联系东北籍人士、团结旧部、推动和平建设等工作。这种安排未必带有军衔，却同样可能拥有较高地位。
生活方面，他大概率会得到与身份相称的住房、警卫、医疗和家属安置。东北军旧部中愿意抗日、愿意接受整编的人，也会根据个人经历和表现分别使用。张学良本人会受到礼遇，但不会继续保留旧军阀时代那种不受统一制度约束的私人权力。
在我看来，张学良若在西安事变后留在西北，最可能的结果，不是刚到陕北就成为最高统帅，而是先以重要合作将领的身份稳定东北军，再经过抗战、整编和长期任职，进入新的军事体系。
只要他此后坚持抗日，服从统一指挥，并在战场上建立实际功劳，成为上将级高级将领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不再长期带兵，则更可能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爱国人士。与后来长期失去自由相比，这条道路会让他的军事才能、政治影响和收复东北的愿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