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月，学术圈被一个人搅得不轻。一个退了学的博士生，没经费、没职位、没有任何体制内资源，用的工具无非是图片对比软件和公开发表的论文数据，却让不少学术圈的人坐不住了。

据说他手里还有不少料没放出来，好戏还在后头。其实这些造假的人手法并不高明，照片相似、数据造假，一查一个准。

那问题来了：为啥这么简单的事，这么多年没人大规模干？为啥非要等一个退学的博士生来干？

读过研究生的朋友应该都有体会，学术圈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别高校审核不严”这么简单。

官方媒体的评论指出了“同行评议碍于人情”“审核把关流于形式”等现象，这些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可能还没有触及更深的层面。

说白了，学术圈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导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严重不对等。

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是一种高度依附的关系。论文能不能过、什么时候毕业、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好工作，这些权利不是分散在不同机构手里，而是主要集中在导师一个人身上。

学生在读期间，少则三年，多则七八年，整个职业生涯的起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态度。

有人说，导师除了学生的命没捏在手里，其他的都捏得差不多了。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这种结构性失衡，在现代社会其他职业领域确实比较少见。

本科生反而因为高度流水线化，这类问题少一些。恶性事件往往集中在硕博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是资源和权力高度捆绑。

在学术圈，课题、经费、设备、学生名额和期刊版面，这些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那些“杰青”“长江学者”“院士”的头衔，表面上是学术成就的认可，实际上也代表着资源分配权。拿到这些帽子，才能申请更大的项目，占据更高的职位，这反过来又能产出更多成果，巩固更高的地位。

权力和资源深度捆绑，学术就很难做到完全独立。一个掌握大量资源的人，他的论文可能不会被认真审查，学生可能不会被公允评价，因为得罪他的代价太高了。

第三个问题是裙带网络有时比规则更有影响力。

任何制度都有明规则和暗规则，健康的机制应该是明规则为主，潜规则为辅。但在某些领域，这个比例有些失衡。师门关系、利益交换组成的网络，有时候比学术规范更有约束力。

你评我的项目，我评你的奖项，我的论文投你的期刊，你的学生项目我来捧场。

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明显违规的，但整个系统在功能上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如果有人打算揭发同行造假，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那问题来了：为啥一个退学的博士生能干成的事，那些身在体制内的人干不了？

答案很简单：所有有能力发现问题的人，都和被审查对象处于同一张利益网络里。发现问题对自己没有好处，甚至有坏处。

这有点像以前的一些内部纠葛，发现问题的人不但得不到奖励，反而可能被孤立。耿同学之所以能干成这件事，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的学术天赋，而是因为他已经退出了这个网络。

他手里没有需要维护的利益，没有任何动机去捂盖子。反而他现在的身份是自媒体博主，揭露得越彻底，对他越有利。

这其实是一种“外部监督”的逻辑。

美国有一个做法值得参考，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鼓励知情者举报违反证券法的行为。任何个人不论国籍，只要自愿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原始、及时、可靠的证券违法信息，都可以申请奖励。

如果总罚款超过100万美元，举报人可以获得罚款总额的10%到30%。截至2025财年，这个项目累计发出的奖金总额已经超过20亿美元。

奖励举报人实际上是制造了一个互相制约的机制。每一个知情的参与者都是一枚潜在的“定时炸弹”。共谋的人数越多，结构越不稳定。任何人只要造假，就必须考虑会不会有人拿着证据去举报。

资本主义之所以花这么多办法完善举报机制，不是因为鼓励搞破坏，而是因为造假破坏了资本对产业的信任，阻碍了生产力发展。

举报者揭发乱象，短期看是打破了一团和气，但长期看，反而维护了市场的有效性，促进了产业升级。

学术圈目前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导致一些“价格信号”可能存在扭曲。

帽子不一定完全代表真实的学术水平，论文数量也不一定完全代表真实的科研产出。对于纳税人来说，科研经费是大家交的钱，花得值不值，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耿同学短期搅得鸡犬不宁，但长期看，把这些造假的人打掉，有两个好处：第一，财政花钱的效率会提升；第二，所有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声誉也能得到提升。

其实中国政府的内部就有“职业监督”的工作。

2010年国家审计署全年查出主要问题金额866.8亿元，地方各级审计机关查出问题金额5210.2亿元。审计署每投资一块钱，可以促进国家财政增收节支96元。这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模式，值得在其他领域借鉴。

中国现在每年有接近100万人取得硕士学历，他们具有初步的科研能力。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没有留在学术圈，他们恰恰是最了解内部运作机制的人，动力强、有能力、数量也够。

而另一方面，中国全社会研究与实验经费为36300亿元，其中财政科技支出是12600亿元。这么大一笔钱，拿出一小部分来建立监督机制，是值得考虑的方向。

那些欺骗财政经费、用虚假论文报项目结项目的人，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反过来说，职业监督人员也可以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帮国家追缴多少，就获得相应比例的奖励。

现有的学位授予方法也可以探讨改进的空间。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早就说过，科学进步的核心机制是证伪，而不是证实。现有博士的判断标准是能否产出人类社会的新知识，但科学进步有两个同样重要的方向：向前推进产出新成果，向后清理剔除错误。

如果哪个在读博士能够揪出其他人的学术造假，代表着他花费了大量时间查找漏洞、重复实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学术贡献。如果揭发了自己的博导参与造假，可以用这种方式申请毕业，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这样一来，导师在压榨学生、要求造假的时候，就必须考虑一个新的变量：这个学生是否已经在悄悄收集证据，随时准备揭发自己。

中国每年数以万亿计的科研经费，拿出来万分之几就足够养活一个千人级别的硕博组成的监督团队。中国社会目前有几十万博士，总有人愿意为了自己的学位揭发一个腐败分子，也顺便为国家省下上百倍的钱。

这套模式不需要什么全新的东西，就是把审计署的监督思路复制到科研经费上，再借鉴国际上成熟的举报奖励机制。

至于实不实行，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但从能力上说，是完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