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经常贴钱接济朋友 ，帮沈从文、施蛰存、郁达夫、胡适、夏衍、巴金、老舍等人出书，他家的银元一点点在消耗。 随着上海的沦陷，生意的萧条，属于邵洵美的好日子，更是到了尽头。「一日不如一日。」 邵洵美像变了一个人，做什么都不积极，也不爱提笔了。 盛佩玉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非常无奈：「洵美和我过的日子是穷而又烦躁的。生病！添孩子！弄得他脑子不安静。古话说，穷而后工。可是他也懒得提笔了，日常无所事事，坐着抽烟，香烟抽到板烟，我们过的日子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其实他是一筹莫展、愁闷在心，才会这样子的。」 往日风光，今日连生计都成了问题，万贯家财在自己手中流失，又怎会不心生一丝惆怅呢？ 解放前夕，邵洵美昔日的大批好友纷纷往台湾飞去。胡适还为他订了赴台机票，邵洵美不愿意去，他说：「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自有公断。」他要在上海等待解放。但后来时，「工商业主」的帽子，还是扣在他的头上。 为了讨生活，邵洵美去了北京。但生活艰难。 曾经受过邵洵美恩泽的夏衍，看邵洵美如此落魄，便关照北京方面的出版社，邀请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每月付他200元稿酬。 然而，这还不是邵洵美最艰难的时刻，他的无妄之灾，还在后面。 1958年，邵洵美给远在美国的旧情人项美丽写了封信，希望她转一千美元到香港给生病的弟弟治病。 不料这封信被截获，邵洵美被视为「美蒋tewu」逮捕了起来，蹲进了提篮桥。在提篮桥监狱，邵洵美与贾植芳成了“狱友”。 因为长时间的关押，恶劣的环境以及不营养的饮食，导致邵洵美的身子越来越差。邵洵美找到贾植芳，对他说肺腑之言： 「贾兄，你比我年轻，你还可能出去，我不行了，等不到出去了。我有两件事拜托你，帮我写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一是1933年萧伯纳到上海访问，邵洵美当时是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萧伯纳不吃荤，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参加宴会的人不少，蔡元培、鲁迅、林语堂和邵洵美等人都在。最后是由邵洵美结的帐，但上海的报纸所有报道都没有邵洵美的名字。 这件事，使邵洵美一直耿耿于怀，他希望贾植芳写文章纠正记载的失误。 第二篇文章，则是关于鲁迅在文章中，说邵洵美是「捐班」，花钱雇人代写文章，邵洵美说他的文章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也要请贾植芳澄清一下。 1968年，邵洵美病逝，在他去世21年后，贾植芳写了篇文章，登在《上海摊》杂志上，算是履行了当初对邵洵美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