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帝国建立之初，几乎总是伴随着某种等价体系的失控。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讲述钱和债

官僚制帝国建立之初，几乎总是伴随着某种等价体系的失控。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讲述钱和债的历史，只是要指出，像乌鲁克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等社会既是商业化的也是官僚化的，这并非偶然。金钱和行政都建立在相似的去个人化的（impersonal）等价原则上。在此我们要强调的是，最暴力的不平等最初常常源于这类法律上平等的神话。一城的所有市民，或是一神的所有信众，或是一王的所有臣民，被认从根本上是相同的，至少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相同。同样的法律、同样的权利、同样的义务适用于他们所有人，无论是个体，还是在后来更父权制的时代，某种大家长庇护之下的家庭。此处的重点是，这种平等让人（还有物）变得可以互相取代，从而使得统治者或其亲信可以不顾臣民的特处境而提出不近人情的要求。这显然是“官僚主义”一词在今天如此惹人反感的原因所在。这个术语本身唤起的印象就是机械化的愚蠢。但是没有理由相信，去个人化的体系起初或必然就是愚蠢的。就说玻利维亚艾鲁或巴斯克村委会，或者可以说，像萨比阿比亚德土丘的那种新石器时代村落行政机构以及后来承袭它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行政机构，如果是它们产生了明显不可行或不理智的结果，事情总有调整的余地。任何人如果在乡村社区生活过，或是在大城市的市政或教区委员会工作过，就会知道，解决类似的不平等问题可能需要数小时甚至数日的冗长商谈，但几乎总能找到解决方案，不让任何人感到完全不公。正是由于叠加了主权权力，使得地方执行者能够说出“我不想听这些，规则就是规则”，官僚机制才变得面目可憎。（大卫·格雷伯＆温格罗《人类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