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本身跟李隆基一个战线，为何最后被他除去？ 景龙四年(710)六月，上官婉儿的政治立场已完全转向太平公主一方，因此上官婉儿协助太平公主进行了一项相当重要的政治活动——起草中宗遗诏。 上官婉儿此时又重新执掌草诏权，甚至能够参与起草中宗遗制，中宗驾崩前后，上官婉儿在政治上与韦后决裂，因此当韦氏集团欲倾覆政权时，上官婉儿又重回决策中心，与太平公主共谋“引相王辅政”，以此牵制韦后集团势力。 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得以伪造中宗遗诏，说明中宗驾崩后，韦后虽在政治和军事上有所动作，但并未达到权倾朝野的程度，其对于宫廷内部的控制力应该比较有限。 上官婉儿其时以昭容身份起草诏敕，可能说明景龙末年上官婉儿泣血极谏，表请退为婕妤事件之后，在很短时间内又有品级变动。 面对中宗的突然驾崩，韦后的态度则是“秘不发丧，总亲庶政”，在政治和军事上随即有所动作。正式发丧之前，在宗楚客韦温等韦后党羽的坚持下，“相王辅政”一条被从遗诏中删除，意在将相王排除在决策集团之外。 此外，韦后安排亲信裴谈、张锡等占据朝宰相要职，又派兵五百人“备谯王重福”，同时“与兄太子少保温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召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分为左右营”。 重福、重茂均为中宗之子，重福于神龙初年为韦后所谮，长期流贬均州，不得回京，而重茂其时尚还年少，政治势力和经验比较单薄，韦后调兵控制李重福，又欲立重茂为太子，其临朝称制之心已昭然若揭。 基本控制朝政局面后，韦后为进一步掌握权力，立即着手加强军事力量，使“内外兵马诸亲掌，仍令韦温总知。 与此同时，宗楚客、武延秀等武后亲信及诸韦子弟“共劝韦后尊武后故事”，宗楚客“又密上书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韦氏集团各项行动均表明，韦后意欲发动军事政变来实现夺权的目标。 唐隆元年(710)六月庚子日，太平公主与李隆基联合发动了铲除韦氏势力的唐隆政变。虽然在韦党势力的干涉下，“引相王辅政”被从遗诏中删除，“但这份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共同谋划起草的遗诏，无疑是上官婉儿政治立场的最好证明，理应可以帮助她在政变中保全自身。 但令人意外的是，当上官婉儿“执烛帅宫人迎面之”，向政变军出示遗诏时，李隆基却不念婉儿制草遗诏之功，不顾手下大臣刘幽求之言，甚至冒着与太平公主同盟破裂的风险，执意杀死上官婉儿。 李隆基之所以坚持诛杀上官婉儿，是为了彻底拔除武、韦势力，杜绝女性涉足政治的机会，破坏并重建所谓的“武则天以来女性参政的宫廷权力结构”。 对于临淄王李隆基而言，如何从各方势力手中夺取权力，最大程度地控制朝局，才是其发动政变的要务所在。 因此，上官婉儿看似意外的死亡背后，蕴含着李隆基积极争夺政治权力，意图控制朝局的野心。笔者认为，唐隆政变中，太平公主虽与李隆基联合平难，但双方显然均是为己利而谋，一旦诛韦目标达成，双方即出于政治利益的差异，由盟友变为政敌。 李隆基显然意识到了其与太平公主难以避免的冲突，于是在政变过程中便先发制人，将素与太平公主关系密切，又曾执掌草诏重任的上官婉儿斩杀，以此削弱太平公主的力量。 上官婉儿之死，使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政治矛盾得以暴露，太平公主由此开始借助容宗的力量，与李隆基进行政治角力。 此外，随着上官婉儿的死亡，武周以来被武则天所提拔任用的参政女官，也至此消失于政坛。 上官婉儿死后，并没有与韦党一起被罗列在罪臣名单中，“亦没有以罪人的身份安排后事，反而被礼葬赠官。 以上一系列颇具昭雪意味的活动，毫无疑问出自太平公主的安排，也反映出景云年间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开展政治斗争的痕迹。 上官婉儿身后形象的变化主要涉及睿宗朝政治斗争，不属于本文讨论范畴，故在此不展开详细论述。 总体来说，上官婉儿在武则天的提拔下，摆脱了“罪人”的身份，作为参政女官协助武则天处理政务，并在武周时期成为参政女官群体中的“首席秘书”，拥有了涉足机要的机会。 中宗复位后，上官婉儿的名位取得了比拟外朝官员的“晋升”，参政职权也有所扩大，得以独掌草诏职权。 上官婉儿在其参政权力扩大的过程中，加入了韦后、太平公主等女性干政势力的宫廷斗争，并利用其职权进行了一些政治活动，但最终丧身于宫廷政变。 与武周朝其他参政女官相比，上官婉儿参与政治的时间更长，涉足政治的程度更深，其身份名位甚至出现了一定的制度化倾向。 但是，无论是在武周还是中宗朝，上官婉儿虽然能够参与政务运行，甚至有机会涉足机要，但其职权直接受到皇帝的管理和控制，因此不可能完全取代政务运行中外朝官僚的地位和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