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刘亚楼病重，周总理前去探望后悲叹：我不忍心再去看他了 “1965年4月25日清晨七点四十，护士长轻声对值班医生说：‘周总理的车已经拐进淮海中路。’”一句并不高的耳语，让整座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瞬间紧张起来。白大褂来回奔跑，病区的门帘被掀起又落下，空气里满是药味与消毒水。可病房里的刘亚楼却像没听见似的，仍端坐在床沿，一只手用力拽着军装裤缝，好像那条笔挺的折线能给他留住最后的精神。 等到周恩来跨过门槛，两人对视，只用极短的时间完成问候。周恩来握着刘亚楼干瘦的手：“亚楼，你还硬挺着下来接我，真让人心疼。”刘亚楼微微一笑，同样握紧，总理掌心的温度让他短暂忘了疼痛。这幅画面后来深深刻进周恩来的记忆，他走出病区时对身边工作人员低声说出那句难以承受的叹息——“我不忍心再去看他了。”外人不知道，为何两位久经风浪的革命家，在告别时像兄长告别弟弟般沉重。 时间拨回三十三年前。1932年江西宁都誓师广场，周恩来首次以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身份出现。台下士兵队伍里站着二十出头的刘亚楼，汗水顺着下巴滴到草地，他却只管盯着台上的新首长。那天周恩来谈战术更谈士气，说到“用最灵活的兵力保存最大实力”，刘亚楼心里最后半分疑虑也散了：换帅并不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要用更大的包容来保住这支军队。战后总结会上，刘亚楼顶着硝烟味，向周恩来提出南丰强攻风险。周恩来放下茶杯，只说两句：“值得重视。”接着果断调整部署，才有了后面那两场漂亮的伏击。事态急转，年轻政委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拍板也要听真话”。 抗战、解放战争一路走来，刘亚楼多次在前线担任急先锋。可真正让他“转型”的，是1949年春天那张来自中南海的便笺。毛泽东写：“拟成立空军，望速筹人选。”周恩来向毛推荐的人，正是刘亚楼。有人担心：陆军出身，能不能驾驭飞机大炮？但周恩来一句“他懂俄语，头脑活，能成”压住了不同声音。8月，刘亚楼带队赴莫斯科，同苏联国防部谈判购机与培训——整个行程跌宕，谈判桌上气氛时冷时热，最终还是把最急需的伊尔、拉系列机型和大量教材“捞”了回来。周恩来私下评价：“亚楼这趟，挣回了我们空军的半壁江山。” 1950年春，南苑机场大棚里第一批飞行员跑步集合，刘亚楼戴着皮帽，嗓音嘶哑：“按计划，六月可以成建制起飞。迟一天，美机就多炸一颗炸弹。”没人敢松懈。三个月后，首支航空兵师整建制列阵。几乎同一时间，朝鲜战争打响，美机逼近鸭绿江。前方电话打到北京，彭德怀在电话那头咆哮：“空军司令官，我要飞机！”那一刻，刘亚楼心里没有退路，“彭总，请您给我一个月。”不到三十天，他将二十多架米格-15和数百名飞行员送上了安东机坪。随后，中国空军在朝鲜上空第一次咬住F-86，把“不可战胜”的神话撕出缺口。美军情报报告惊呼：“飞机涂着红星，却像突然出现的幽灵。” 战功并没让刘亚楼自满，他对内部作风的要求甚至被同僚笑称“吹毛求疵”。机场跑道上一颗螺丝松动，他会让整个场站连夜检修；飞行员口令发音偏差，他能当场停飞重训。周恩来没有责怪，反而在1953年的一次汇报会上说：“空军是技术军种，更需要这种苛刻。”一句话让不少人醒悟：技术背后是生命线，容不下一丁点马虎。 然而高强度工作透支了他的身体。1964年秋，他随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回国后体力骤降，胃口日差。翟云英既是妻子也是医生，一眼就看出不对劲，可刘亚楼屡屡以“公事紧要”为由推脱。等到真正被抬进病房，检查结果已无法逆转——肝硬化合并肝癌，且处晚期。治疗组连夜拟方案，床头柜塞满进口试剂和文件夹。周恩来下令：“特效药无论何价，全买。病情暂不外泄，先让他安心。” 病榻上的刘亚楼依旧操心天上的事。那年冬天，美军无人机多次闯入华南领空，空军屡次拦截失利。刘亚楼在病房铺上航图，招呼作战部门远程电话研判，甚至拄着拐杖飞到广州坐镇。11月15日，广东南海之上，一枚导弹划破云层，那架无人机终于掉进海面。广州机房里爆发欢呼，电话另一端的刘亚楼靠在床头，第一句话是：“快，通知总理，任务完成。”没人知道，他通话时体内肿瘤已出血。 也就是那以后，周恩来决定亲赴上海探望。两人从病房走到楼道，刘亚楼坚持扶门立正行军礼。周恩来眼圈发红，摆手示意快回床上。可刘亚楼倔强得像开国初年的少校，新麻布军装撑在肩头仍显得笔挺。就在那条短短的楼道，旁观者读懂了军人对组织、对首长再朴素不过的敬意：衣衫可以褪色，礼节不能缺位。 半个月后，噩耗传来。55岁的刘亚楼停止呼吸，病房外丁香花正落。周恩来当天批复国防部讣告，字迹比往常更重——“刘亚楼同志之逝，是军队重大损失。”从上海到北京，七百多公里送灵车的铁路线上，站台执勤士兵整队敬礼，汽笛长鸣。中山公园内，十万军民签名志哀，签到簿后来被档案馆珍藏，封面已被翻得起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