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袁世凯坐在龙椅上，身穿帝王的华服，脸上洋溢着荣耀与自豪。他的眼眸中，闪烁着统领天下的野心。在国会、高校、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代表的拥护和支持下，他公然决定，恢复帝制，成立中华帝国。 很多人提起袁世凯，标签就是“窃国大盗”、“复辟狂”。没错，历史课本是这么写的。一个能在晚清那种烂摊子里，靠着小站练兵拉起一支中国最现代化的北洋新军，在辛亥革命的风口浪尖上，左右逢源，逼着清帝退位，自己稳坐大总统宝座的人，他能是个简单的蠢货吗？绝不是。他是个顶级的权谋高手，也是个机会主义的赌徒。 那他为什么非要赌上身家性命，去干称帝这件逆天而行的大事呢？ 这事儿得从他当上大总统后说起。那时候的民国，名义上是共和了，实际上呢？乱成一锅粥。国会里天天吵架，地方军阀谁也不服谁，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还老想着用《临时约法》限制他。袁世凯心里烦啊，他觉得这帮秀才懂什么治国，国家就得有个强人说了算，乱世用重典嘛。所以，他先是废了碍手碍脚的《临时约法》，搞了个自己的《新约法》，把总统权力弄得跟皇帝差不多。 可权力再大，“总统”这名号终究是“选”出来的，听着就不够霸气，也不够“稳”。万一哪天民意一变，自己不就得下台？这时候，身边的人就开始“吹风”了。 头一个就是他那宝贝儿子袁克定。这位“太子”爷做梦都想接老爹的班，为了哄袁世凯开心，他竟然找人印了一份假的《顺天时报》，上面全是“全国人民拥护袁公称帝”的新闻，每天专门送给袁世凯看。据说袁世凯一开始还挺犹豫，架不住天天看这种“独家新闻”，慢慢地自己也信了。 外头呢，还有一帮“文化人”摇旗呐喊。美国顾问古德诺写了篇《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这国情，搞共和水土不服，还是君主制好。杨度、严复这些名头响当当的大学者，牵头成立了个“筹安会”，名义上是学术讨论，实际上就是给帝制复辟造势的“水军总司令部”。他们伪造各省的“劝进”电报，组织一波又一波的“请愿团”到北京，把场面搞得轰轰烈烈，好像全中国人民都跪着求袁世凯当皇帝。 这套“制造民意”的组合拳打下来，袁世凯彻底飘了。他觉得，天命所归，民心所向，自己登基是顺天应人的大好事。 1915年冬至，袁世凯在天坛搞了场盛大的祭天仪式。他穿的那身龙袍，叫十二章衮服，据说是花了六十万大洋，用金线绣着日月星辰、山川龙凤，讲究得不得了。他坐的那把龙椅，也是专门定制的，因为故宫太和殿那把是前朝的，不吉利，得换！结果这把新椅子为了迁就他的身材，弄得椅背特高、椅面特矮，看着威风，坐着憋屈。 整个登基大典，处处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别扭。一边是袁世凯穿着复古的龙袍祭天，另一边，来观礼的官员们穿着西装礼服，中西混搭，场面滑稽又尴尬。这哪是什么“中华帝国”的开国大典，分明就是一场精心策划、道具考究，但演员内心惴惴不安的大型舞台剧。 这场戏，袁世凯花了血本。有人估算，前后折腾下来，至少烧掉了三千万银元。可钱花了，人心没买到。 他称帝的消息一传出，全国都炸了。最先发难的是云南的蔡锷和唐继尧。1915年12月25日，就在袁世凯准备过元旦登基大典的时候，云南通电独立，组织护国军北上讨袁。紧接着，贵州、广西纷纷响应。这把火，一下子就烧到了袁世凯的后院。 更要命的是，袁世凯最倚重的北洋老兄弟们，比如段祺瑞、冯国璋，个个都成了“骑墙派”，嘴上说着拥护，实际上按兵不动，就等着看笑话。连之前一直明里暗里支持他的日本人，一看风向不对，也立马变脸，开始支持南方的反袁势力。 众叛亲离，四面楚歌。这场皇帝梦，袁世凯只做了83天，就在1916年3月草草宣布取消帝制。可这事儿没完，全国的怒火已经被点燃，没人答应他还能继续当总统。同年6月6日，袁世凯在无尽的悔恨和绝望中病逝，终年57岁。据说他临死前，嘴里还在念叨：“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句话，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和争议。 现在回过头看，袁世凯的失败是注定的。他错判了整个时代的大势。辛亥革命虽然不彻底，但“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像一颗种子，种进了当时中国人的心里。大家刚从给皇帝下跪的日子里站起来，怎么可能愿意再跪回去？他想靠着几杆枪、几个文人的吹捧和一堆假民意，就把历史的车轮倒着推，这本身就是个笑话。 然而，这场荒唐的复辟闹剧，也并非全无“贡献”。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彻底打碎了中国人心中残存的“帝王情结”，让所有人都看清了，靠一个“圣君”来拯救国家的老路，是彻底走不通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剧烈震荡下，才有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这个角度说，袁世凯用自己的失败，给整个民族上了一堂最深刻的启蒙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