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我们与中国的问题之一是我们让他们拿走了曾属于我

8月1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我们与中国的问题之一是我们让他们拿走了曾属于我们的企业。因此，我们从中国购买如此多商品的原因是我们曾经自己生产这些商品，但我们让中国夺走了它们，我们将它们拱手让给中国，而现在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 2023年华为Mate 60突然开售那天，得州仪器的工程师们正在调试新的芯片设备。他们桌上的咖啡杯印着“美国制造”，可拆开设备外壳，30%的电容电阻都印着“Made in China”。 这场景恰是全球化的缩影：美国设计图纸上的线条，最终要落在中国工厂的流水线上才成真。 卢比奥说“我们让他们拿走了”，却没提2001年中国入世时，华尔街投行是如何敲锣打鼓，他们算准了中国13亿人的市场，能让通用汽车的利润翻番，能让可口可乐的糖浆销量再涨三十年。 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不仅带来了熊猫，更给美国企业递了把钥匙。那时的中国，刚从“三来一补”起步，东莞的工厂里，女工们踩着缝纫机给耐克加工鞋面，每双鞋赚3毛钱加工费。 美国企业起初只是试探，把低端环节挪过来，核心技术攥得紧紧的。 可到了90年代，情况变了：中国工人的熟练度上来了，供应链像毛细血管般铺开，一颗螺丝钉从下单到送货不超过48小时。 通用电气把热水器生产线从肯塔基搬到青岛，成本降了40%，股东年会上，CEO拿着财报说“这是最明智的决定”。 真正的转折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让美国企业更疯狂地压缩成本，而中国4万亿计划带来的基建热潮，又让钢铁、水泥、机械的需求暴增。 那天，底特律的汽车工人看着电视里中国工厂的流水线，第一次觉得手里的扳手有点沉，他们生产的皮卡，在中国卖得比本土还贵，可福特公司还是把更多产能移到了重庆。 工会主席在集会上喊“要工作”，可董事会的邮件里，全是“中国市场增长率15%”的数字。 卢比奥没说的是，那些“被夺走”的企业，其实赚得盆满钵满。 通用汽车2022年在中国卖了230万辆车，是美国本土销量的1.5倍；苹果在华营收占全球20%，富士康的组装线让iPhone的毛利率维持在45%以上。 与其说“被夺走”，不如说美国企业主动选择了“两头赚钱”：用中国的低成本生产，再把产品卖回高溢价的美国市场。 中国这边，也没停留在“加工车间”。从2010年开始，华为把从爱立信、诺基亚学来的通信技术消化升级，5G专利数量超过高通；比亚迪从给丰田做电池代工，到自己造出电动车，2023年全球销量超过特斯拉。 这些变化让美国坐不住了，喊着“技术被盗”，可翻开2005年的合资协议，通用汽车清清楚楚写着“向中方转让发动机制造技术”，那是为了换市场准入，自愿签的字。 2018年特朗普举起关税大棒时，美国企业最先慌了。 哈雷戴维森把摩托车生产线搬到泰国，理由是“中国加征关税后，一辆车成本涨了2200美元”；耐克的鞋从中国转到越南，可越南工厂的工人熟练度不够，残次品率比中国高3倍。 所谓“让工厂回流”，成了企业的负担：美国工人时薪是中国的8倍，工会谈判能拖垮投产计划，特斯拉德州工厂的投产时间，比上海超级工厂晚了14个月。 卢比奥的言论里，藏着对美国自身问题的回避。 铁锈地带的凋零，不全是中国的错：自动化机器人取代了30%的流水线工人，而美国的职业教育跟不上，很多工人学不会操作新设备；基础设施老化，密西西比河上的桥还是60年代的，运货时间比中国长江航运慢两天。 这些问题，在资本流向中国时被暂时掩盖，等潮水退去，才露出礁石。 如今的供应链，早已是你中有我。波音787的机翼在中国生产，再运回西雅图组装；宁德时代在肯塔基建电池厂，给福特的电动车供货。 卢比奥喊着“扭转局面”，可企业的账本最诚实：中国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球唯一工业体系完整的国家，越南造不出的精密轴承，印度缺的稀土加工技术，最终还得找中国。 说到底，全球化不是零和游戏。美国的创新力、中国的制造力，本该像齿轮般咬合。卢比奥的“被夺走”论，更像在给国内矛盾找替罪羊。 那些底特律的工人，需要的不是指责中国，而是职业培训和新的就业机会；美国企业需要的不是脱钩，而是更合理的全球布局。 当华为的麒麟芯片突破封锁，当特斯拉上海工厂的零部件本地化率达到95%，当美国超市里的“美国制造”标签下藏着中国的核心部件，这些事实都在说：世界早已是一张网，谁也拆不开，也不必拆。 卢比奥的话或许能煽动情绪，却挡不住资本的流向，更拦不住技术和产业的自然演进。 参考资料：美国驻华使领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