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晚期的财政困局,后面就逐渐变成了死局。 一开始的问题是藩王不纳税,官绅不纳粮,而且藩王占地越来越多,朝廷的税源越来越小。 而且,因为官绅不纳粮,藩王不纳税,所以老百姓赋役负担太重的时候,就干脆把土地交给官绅和藩王,以求托庇。 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给官绅和藩王交地租要比给国家交税服役更划算,最起码是没有之前官府加派的各种劳役了。 一个五口之家,壮劳力就一个,一旦这个家庭被抽走一个壮丁去服役,这家的正常耕种就很难完成了,为了过日子只能不断借贷,加重自己的负担。 平时可能二十丁抽一,到了战争时期,可能变成十丁抽一,战争持续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五丁抽一,五丁抽一的结果就是可能五家人家里就得有一家破产。 后面的问题就变成了黄宗羲说的,虽然挣税税率其实一直都不算太高,但各种加派太多了,也就是原来说的临时征收的专项费用。 到了万历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喜欢吹嘘万历三大征,但三大征的背后是加重了财政负担,也加剧了明朝的财政困境。 到了崇祯登基的时候,辽东的局势其实也不能说完全已成无解的死局,但临时加征的辽饷已经变成了对普通老百姓的沉重负担。 不断的持续用兵,反复的惨败,辽饷不够用了,再加征练饷,然后引发了各地农民起义,为了剿寇,又再继续加征剿饷,最终形成了把老百姓困死的三饷。 三饷之下,各地农民普遍破产,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再难扑灭。 这也就是有人所谓的黄宗羲定律。 其实很多事情如果朝廷一开始能够投入足够的资源,是可以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的,但是因为朝廷不肯投入足够的资源,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结果就把解决问题的时间拖长了,最后的成本更高,代价更大。 而这些成本和代价,最终当然要转移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不堪重负,只能奋起一搏,揭竿而起,然后统治体系瓦解,王朝崩溃。 所以,到袁崇焕受命去辽东的时候,朝廷大臣其实都清楚,只有暂时议和,争取一点喘息之机,朝廷需要喘息,老百姓也需要稍微减轻一下负担了,否则竭泽而渔,就只能官逼民反。 但崇祯拉不下这个脸,其他大臣不敢说,就成了这么个死局。 此外,历代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常备兵的大量欠饷,军官上有老下有小,吃喝拉撒都得花钱,所以就从下面的军饷里克扣,中饱私囊。 朝廷无力按时足额发放军饷,发放的军饷不足,上面的大将和下面的军官也不可能把所有钱都拿出来平均分配,当然只能优先满足一小部分人,也就形成了后来的大量家丁。 所以很多人都说,晚明朝廷军队每次出征看上去动辄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出兵,但真正有战斗力的可能就只有三五千人,也就是这些家丁。 其实明朝的家丁和中晚唐的牙兵一样,都是在资源不足以供养原有的军队的时候,有限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求,从而形成了建立在私人效忠关系上的军事体系,国家的军事体制也就崩溃了。 因为你按照国家的军事体制拿不到钱,而你和军官结拜兄弟,给大将当干儿子,真能拿到钱。 所以,戚继光练兵的时候,其实并不要求把军队规模搞得很大,而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少数人身上,搞成精兵,每次打仗充当主力。 晚清袁世凯小站练兵其实也是一样的,一开始的北洋六镇每镇只有六千人,数量并不多,但因为人数少,所以反而可以把军饷发到位,装备精良,成为全国最精锐的军队。 而那些受过一定军事训练,具备军事素养,却又没有被纳入这种私人军事体系的军人,一旦打了败仗就变成盗匪,有些就干脆打不过就加入。 所以历来真正能够成事的军队里,都有大量的原来的官军和降将,从刘邦到朱元璋、李自成,乃至清末的新军和义军,比比皆是。
朱棣也挺离谱的,靖难起家,带着一大帮蒙古人造反,军队里蒙古人的比例比当年蒙古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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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萤火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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