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章太炎到杭州楼外楼吃饭，碰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双方见了面也不打招呼，各吃各的，谁知，离开的时候，蒋介石竟过来找他，问道：“太炎先生，你还好吗？”章太炎冷淡地回答：“靠一支笔骗饭吃而已，”结果，蒋介石当场就把自己的手杖送给了他，
1929年春天，杭州的西湖边还是那样清雅，湖水泛着光，柳枝轻摇，那一天，章太炎来到楼外楼，带着家人和几个学生吃饭，这地方他不是头一次来，楼外楼的老板敬他是个学问人，常常请他题字，还会添菜不收钱，章太炎虽年纪大了，身体不如以前硬朗，可精神头十足，走路带风，吃饭也从不马虎，饭桌上还能评点天下事，顺便批两句当权者的不是。 那天，饭吃到一半，章太炎身边的人发现，隔壁桌坐着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这顿饭忽然变得不再寻常，两桌人谁都没主动打招呼，就像两条平行线，各吃各的，互不干扰，杭州是蒋介石当年当黄埔军校校长前常去的地方，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而宋美龄也曾在杭州求学，说起来对这里的水土也算熟悉。 蒋介石当时已经是国民政府主席，手握大权，正在整合各地势力，他一向对文化人特别上心，尤其是像章太炎这样声望极高却不肯站队的硬骨头，章太炎早年搞革命，后来讲学为生，虽然清贫，却从不低头，他不靠官位吃饭，也不讨好任何一方，有什么说什么，写文章一针见血，谁看了都能感受到那股子锐气。 楼外楼那顿饭，章太炎吃得慢条斯理，不紧不慢，饭后，他应老板之请，提笔写字，他写的是明代张煌言的诗，笔力苍劲，气势不凡，这诗不是随便挑的，张煌言是抗清烈士，章太炎对他一向推崇，那天他写字时神情专注，仿佛忘了周围的一切，此时，蒋介石起身准备离开，手中还拿着一根手杖，有人提醒他，隔壁写字的是章太炎，蒋介石停了一下脚步，转头看去，眼神里有些迟疑。 那根手杖后来成了话题焦点，不是因为它材质贵重，而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意味太复杂，章太炎接过手杖，但并未表现出特别的感激，也没多说什么，这根手杖后来被他随意搁在书房角落，从不拿出来用，他靠的不是那根杖，而是他手里的笔，一支能写出风雷的笔。 章太炎这一生，走得是条难路，他年少时钻研经学，后来投身维新，接着又走向革命，他跟康有为合作过，后来也公开批评康的保皇立场，他办报写文章，批清廷、反满洲，坐过牢，吃过苦，却从不后悔，出狱后，他奔赴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他主笔《民报》，写了大量宣传民族独立、革命思想的文章，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 可他也不是谁都跟到底，后来跟孙中山也因理念不同分道扬镳，他反对借外力图强，认为中国的命运应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他不屑于政治交易，也不愿成为哪个阵营的旗子，他始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为权势所动。 蒋介石掌权后曾多次想拉拢章太炎，有人替蒋送去一笔钱，说是用来治病的，章太炎收下后立刻让家人登报声明，那笔钱归国学讲习会所有，谁也别想用这点钱买他一句话，这种做法，既不失礼节，又能表明立场，滴水不漏，却又硬气十足。 章太炎的生活并不宽裕，靠写字卖字维生，有时连饭都吃不饱，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也不向现实低头，他拒绝去清华任教，也不接受国民政府的职务，他觉得真正的讲学应该在民间，面对百姓，用实话讲明白道理，他的讲习会气氛朴实，学生围坐一圈，听他讲经学、史学，有时还点评时政，字句犀利，不带情绪，却能直戳要害。 “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频频发声，呼吁抗日，组织联署，写文章支持前线将士，他虽然老了，身体也差了，但从未停止思考，他说过，年纪大了可以少吃饭，但不能不讲学，他讲课讲到最后一次时，已经不能进食，但仍坚持完成讲课内容，讲完那次，他就再没醒来。 章太炎去世后，国民政府宣布以国葬之礼安葬他，可执行过程拖延多年，他的遗体在苏州暂厝，直到1955年才安葬在杭州西湖张煌言墓旁，他生前曾言：外族入主中华，后世不可奉其官禄，这话说得坚定，也是一生态度的总结。 蒋介石没有用章太炎的文章祭孙中山，中山陵前也没有为他立墓志，这是一种距离，也是一种无声的回应，蒋介石对章太炎表面尊重，内心却始终难以驾驭，从楼外楼那一面之缘，到后来的种种试探，两人始终像两条不交叉的路径，各走各的路。 那支红木手杖至今仍被保存在博物馆里，与它一起被记住的，是一个不愿屈从于权力、不愿被收编的学者，他靠一支笔走完一生，身虽清贫，志却自由，他讲学、写书、发声，从不为了迎合谁，也不为了讨好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