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晚年，美国学者问他:“您觉得中国最伟大的人物是谁？无论历史上还是如今的，梁回答:“恐怕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在世界上恐怕都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 那扇门，总在响。 梁漱溟后来想，他记忆里的豆腐池胡同，好像总是伴着那一声“嘎吱”。 门轴老了，转得不情不愿。 那是1918年，冬天的北平，风一吹，巷子里的煤烟和尘土就混在一起，呛得人一哆嗦。 他那时还年轻，一头扎在学问里，在北大讲台上一站，就是一腔的热血。可回到书房，灯一亮，心里那个结就又浮上来：中国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这问题太大了，大到让人喘不过气。 傍晚，他习惯往杨昌济先生家走。 杨先生是那种旧派的读书人，坐着不动，也像一棵树，稳得很。 推门前，总有人从里面先把门拉开。 是个年轻人，个子很高，不怎么说话，眼神却亮得吓人，点个头，就侧身让开了。 梁漱溟没在意。 杨先生家的亲戚后辈吧，他想。 那个年代，有想法、有闷头的年轻人，太多了，谁会一个个都记在心里呢？ 记忆这东西，就这么被搁下了。 直到二十年后，延安。那里的空气，是黄土和炭火的味道。 梁漱溟一个人来的，心里装着一整个国家的失望。国民党在节节败退，前路黑得看不见光。 窑洞里，毛泽东披着一件皮袍子，见他进来，笑了。 “梁先生，我们早见过的。” 梁漱溟愣住了。 他盯着眼前这张脸，搜索枯肠。延安的风，吹开了二十年前北平的记忆。豆腐池胡同，昏暗的油灯，那个沉默着替他开门的高个子青年……原来是他。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兜兜转转，以为是初见，其实早就擦肩而过。 那一晚，梁漱溟把心里的悲观一股脑儿倒了出来，劈头就问：“中国会亡吗？” 毛泽东在窑洞里踱步，脚下的土地被踩得结实。 他站定，斩钉截铁地说：“不会。日本必败。” 火盆里的炭“啪”地爆了一下，火星溅出来，梁漱溟又是一愣。他见过太多人的慷慨陈词，但这种几乎不讲道理的笃定，他是第一次见。 那一夜，话就没停过。 毛泽东这个人，说话有个特点，他能把一团乱麻似的时局，给你拆成一根一根的线，再一条一条摆在你面前。 国内的，国外的，我们的，敌人的……梁漱溟听得心惊。 他脑子里下意识地把这些话和蒋介石的文告比，后者显得那么空，那么飘。 争论是第二天晚上开始的。 毛泽东翻着梁漱溟带来的《乡村建设理论》，翻完了，摇摇头，说：“梁先生，你这条路，是改良，走不通。中国这病，得动大手术，得革命。” 梁漱溟的倔脾气也上来了。 他几乎是立刻反驳：中国的社会，哪有那么清晰的阶级？几千年的家族伦理，早就把社会拧成了一股绳，斗争，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两个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声音在窑洞里回荡。 奇怪的是，气氛并不紧张。 毛泽东有时候说着说着，会忽然躺倒在床上，话里还带着笑意，甚至开个玩笑。 梁漱溟后来回忆，那是一种本事。再尖锐的分歧，到了他那里，好像都能被一种莫名的松弛感包住。 一点没有后来那种非要一争高下的戾气。 他当时就想，若是这种风度能一直保持下去，该多好。 可历史不是“若是”。 1953年，政协会议。 梁漱溟又犯了他的“倔”，站起来说农民的日子太苦。 话一出口，整个会场，空气都凝固了。毛泽东的批评，严厉、直接，像冰块一样砸下来。 那一刻，梁漱溟站在那里，大概会想起延安的炭火。一个那么暖，一个这么冷。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政治的现实，终究是撞在了一起，撞得头破血流。 后来呢？后来他就不怎么大声说话了。 写东西，思考，但声音轻了，像一条被堤坝拦住的河，绕着弯走。 时间就这么推着人走，一直推到八十年代。 他九十多了，坐在椅子里，整个人都陷了进去。 一个美国来的学者，绕了半个地球，就是想问他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您认为，谁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人物？” 屋子里很静。梁漱溟沉默了很久，久到访客以为他睡着了。 他的眼睛看着窗外，不知道在看什么。 或许，他看到了豆腐池胡同那扇吱呀作响的门，看到了延安窑洞跳动的火光，也看到了大会堂里那一片死寂的沉默。 他的一生，似乎都和那个人绕在一起。是诤友，是对手，最终，是历史。 很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已经很苍老了，像风吹过枯叶： “恐怕……还是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