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张明敏唱完《我的中国心》后，被香港乐坛除名。正当他心灰意冷准备回电子厂当工人时，突然接到了春晚导演的电话：“愿意来内地央视春晚演唱吗？” 那时候的张明敏，哪有什么“歌星梦”。他原本在香港九龙一家电子厂做技术员，每天8小时对着电路板焊零件，手指上总沾着洗不掉的焊锡印，工资刚够租个10平米的出租屋。 唱歌就是下班后的消遣——抱着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旧吉他，在楼道里唱给工友听，周末去街头歌唱比赛凑凑热闹，赢过最值钱的奖品是个不锈钢保温杯，他宝贝得用了三年。 1981年，有个小唱片公司的制作人偶然听见他唱歌，觉得他声音里有股旁人没有的踏实劲儿，跟他签了份短期合约，1982年才推出《我的中国心》。 可这首歌在香港乐坛，完全是“异类”。当时圈子里流行的是甜腻的爱情歌、轻快的都市曲，没人唱这种直白讲“家国”的歌。 唱片发出去，没电台愿意播，连之前谈好的两个小酒吧驻唱，老板也找借口说“客人不爱听这个调调”，把他拒了。更绝的是，唱片公司直接找他解约，说“你的歌不符合市场，我们不做了”——说白了，就是被整个圈子排挤，没了任何唱歌的机会。 张明敏没吵没闹，他知道自己没人脉没背景，争也没用。那天他从唱片公司拿回落款的几百块解约金，走在九龙的街头，看着霓虹招牌晃得人眼晕，突然觉得有点可笑：自己还真以为能靠唱歌吃饭？ 回到出租屋，他把吉他靠在墙角，琴身上的漆都掉了一块，像他此刻的心情。然后翻出压在箱底的电子厂工作证，照片上的自己头发短短的，眼神里还有点对未来的期待。 他对着照片叹口气，第二天一早就给电子厂的李师傅打电话：“师傅，我想回去上班，之前的位置还在吗？”李师傅在电话里笑：“早说唱歌不靠谱，位置给你留着呢，下周一来就行。” 收拾工具那天，他把《我的中国心》的手抄歌词叠好，夹进旧笔记本——那上面还有他改的几处唱腔标记，比如“长江长城”那句要咬实字音。 刚把电烙铁、螺丝刀放进帆布工具包，楼道里的公用电话突然响了。他跑过去接的时候，还喘着气，以为是工友催他去喝酒。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稳，说：“请问是张明敏先生吗？我是央视春晚的导演黄一鹤。” 张明敏愣了两秒，以为是有人开玩笑——之前工友总拿他“过气歌手”的事逗乐。他还没来得及说“你别闹了”，对方又说：“我们听了您的《我的中国心》，特别想请您来内地，参加1983年的央视春晚，唱这首歌，您愿意吗？” 这话一出来，张明敏握着电话的手都在抖，指节都泛白了，反复问：“您说的是央视春晚？就是内地家家户户过年都看的那个春晚？我没听错吧？”直到对方肯定地说“没错，就是我们”，他才觉得鼻子发酸，之前憋了好久的委屈，好像一下子有了出口。 挂了电话，他没立刻告诉任何人，而是走回出租屋，把靠在墙角的吉他抱起来。弦有点松了，他凭着记忆调了调，轻轻弹了句“河山只在我梦萦”，声音比平时稳了不少。 第二天他给李师傅回电话，说：“师傅，对不起，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有个唱歌的机会，我想再试试。”李师傅愣了愣，然后说：“行，你要是成了，记得给师傅寄张唱片。” 去内地的手续比他想的麻烦。那时候香港到北京没有直飞航班，他先坐火车到广州，再转火车去北京，光路上就走了三天。 第一次见到黄一鹤导演，对方握着他的手说：“你的歌，唱到了很多人心里，不管是内地的，还是香港的。”彩排的时候，他特别紧张，唱到“我的中国心”那句高音时，嗓子有点紧，没唱上去。 导演没批评他，反而让乐队停下来，递给他一杯热水：“别慌，你就像在楼道里唱给工友听那样，自然点，把心里的话唱出来就行。” 1983年春晚直播那天，张明敏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那是他特意去裁缝店做的，花了半个月的积蓄。站在舞台中央，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他看着台下密密麻麻的观众，深吸一口气，开口唱：“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刚唱完两句，台下就响起了掌声，比他之前在任何地方听到的都热烈。他越唱越放松，唱到最后一句“我的中国心”时，台下还有观众跟着轻轻和，他眼睛有点亮，却没敢哭，怕影响演唱。 春晚播完后，张明敏彻底火了。 内地的观众寄来好多信，有的说“听你的歌，想起了远方的家乡”，有的说“原来香港也有这么爱祖国的歌手”。香港那边的态度也变了——之前解约的唱片公司又找过来，想跟他签长期合约，商演邀请也排到了半年后。 但他没飘，之后又唱了《我是中国人》《中华民族》，还是唱这种讲家国情怀的歌，有人劝他“唱点甜歌更赚钱”，他说：“我就是个普通人，能把心里的‘中国心’唱给大家听，就够了。” 后来有人问他，当初被乐坛除名的时候，有没有后悔唱《我的中国心》。他说：“从没后悔过，要是那时候没唱，就不会有春晚的机会，也不会让这么多人知道，不管身在香港还是内地，我们都有一颗一样的中国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