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切掉阑尾，摘掉扁桃体，拔光满口牙齿。她说：“我要把身体上所有能引发炎症、影响我肝病研究的器官全部清除！ 那个时候没人能想象一个医生会主动约手术，顺序排好，从咽喉到腹腔，再到牙床，一个部位接着一个部位处理掉，她不是急性病，也不是肿瘤，而是想把所有可能引发发烧、炎症甚至轻微感染的部位都先清空，说白了，就是不想被自己的身体耽误实验进度，不想在病毒分离到一半的时候因为牙痛或扁桃体红肿而推迟操作，连一小天都不可以拖延。 这种想法在当时的医院会议上引起了很大争议，有医生直接拒绝为她操作，还有人劝她说万一术后感染怎么办，失血怎么办，拔牙后吃东西不方便影响营养怎么办，她都听完了，也点头了，但她说“我了解风险，但更了解机会成本”。 她那会儿在北京302医院，肝炎病人排满了楼道，每天送进来的有孕妇、有军人、有老师也有十几岁的学生，早期的乙肝和丙肝区分不清，传染源不明，发热患者多到来不及隔离，院感事故频繁，最夸张的一次，急诊护士一个月内连续被感染三人，她觉得必须快，不然死人太多了。 她下手术台第八天重新站回实验室，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嘴里不再说话，只拿板书写字，八小时不喝水不摘手套，病原筛选样本时，一天要完成42个血清分型，每个试管都要亲手贴编号，室温36度，汗从袖口滴进鞋子里。 她不是一个人在干，她带的是一个十人小组，其中三个研究生年纪都不到30岁，很多人后来回忆起那几年，都会提到一个词叫“硬扛”，没有电脑、没有自动仪器，靠人手和眼睛判断数据，靠轮流换班去找能抗感染的药物组合，1978年她带队拿到了国内第一个针对乙型肝炎病毒HBV的实验结果，写成论文的时候她要求把自己排在第四作者，她说：“前面那几个孩子比我多干了两个夜班。” 她做完那个极端决定十年后，北京传染病的年死亡率下降了一半以上，她不喜欢接受采访，也不愿在单位内部讲课，但她带出来的研究生后来成了医院里的中坚骨干，也参与了非典、手足口和登革热的前线防控任务。 她的事后来写进了302医院的内刊，篇幅不长，只讲了她三次手术和一个月恢复期的细节，没什么渲染，也没有颂词，只在最后一句话里写：“陈主任的牙，是她自己签字要求拔的。” 你能理解她的选择吗？欢迎来聊聊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