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找到楚平王的遗体后，鞭尸三百下，然后脚踩其胸腹，右手抠出其眼珠，厉声道：你

伍子胥找到楚平王的遗体后，鞭尸三百下，然后脚踩其胸腹，右手抠出其眼珠，厉声道：你这无耻昏君，可曾料想会有今天？谁让你听信谗言，杀我父兄满门！

人说“士可杀，不可辱”，可真到了生死仇恨面前，什么脸面、什么规矩，都不值一提。

楚国的伍奢，是个正人君子，直言劝谏楚平王，结果一纸诬陷，扣了谋反的帽子，被处死，连带着大儿子伍尚也一并问斩。

父亲被杀，大哥被斩，血洒宗庙，只剩下一个小儿子伍员——也就是后来的伍子胥，被逼出逃，亡命天涯。

那不是一般的逃，那是一场绝地求生，出了楚国国境就是追兵，头顶悬赏，命悬一线。

有人说他一夜白头，不是夸张，是见过太多尸首，憋得心火烧心头；江边遇渔夫、披蓑顶雪、藏身山林，全是活命的手段。

一路逃到吴国，抱着的不是活下去的希望，是要找一把刀，一刀斩尽楚国仇人。

到了吴国，伍子胥没闲着。他抓住吴国王子公子光，从政谋到军略，从楚国军队布防到水陆通路，事无巨细，一桩桩摆在吴王面前。

吴国本来就对楚有敌意，伍子胥添了一把干柴，战火就点燃了。

战事持续多年，从小打到大，吴楚两国杀得天昏地暗。

伍子胥盼了一年又一年，终于在吴王阖闾九年，吴军攻破楚都郢城，可楚昭王早跑了，仇人不在城中。刀没地方落，火烧胸口，怎么办？

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狠，但他只说一句：“我要让楚平王死了都不得安宁。”

楚平王早死多年，葬于城南王陵之地，伍子胥带兵掘墓，亲手将那具老早腐烂的尸体拖出来，尸骨还未全化，鞭子一下一下抽得狠——三百鞭，不多不少。

这不是复仇，这是羞辱，不是羞辱一个死人，而是羞辱一个国家的君主尊严。

这事放今天都够爆头条，更别说那时讲究“礼”的年代。

楚国上下震怒，连盟友也皱眉，楚国忠臣申包胥一路疾走千里，跑去秦国哭求援兵救楚，“日夜号泣，泣不绝声”。

他不认伍子胥这一鞭，他说：“你父兄被害是私怨，你掘王陵鞭尸，是大逆不道。”

可伍子胥不管，他只认一条——你楚王杀我父兄，我要你魂飞魄散，身败名裂。

《史记》里司马迁写得直接，说这是“烈丈夫之举，弃小义，雪大耻。”

司马迁是个有仇不报誓不休的人，宫刑之后写下《史记》，笔锋带毒，多少是对那套君权神授的反讽，他借伍子胥这口气，狠狠刺了帝王威严。

这口气，刺得深，鞭的不只是尸，打的是权。

楚平王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鞭他？鞭的是尸，但戳的是整套体制。

鞭尸这个行为，不只是宣泄情绪，它本身就像是一种倒错的仪式。

你杀我父亲时用的是王权之手，我现在用我的仇恨把你从墓里刨出来，在千军万马面前抽你三百鞭，就是告诉你：你的尊贵不值一提，你的君主头衔就是一个笑话。

这背后，藏着一套对“君为天子”的打破。礼制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伍子胥的行为，从逻辑上彻底把这套拆烂。

他原本是楚国大臣，身份尊贵，结果被赶出家门、通缉全国。

现在成了吴国大将，带兵打回老家，毁宗庙、辱王陵，打的不是战，是整个价值观。

问题来了：这事，真的发生了吗？

《左传》《国语》都没记鞭尸细节，只说“辱平王墓”“坏宗庙”。

真正大书特书这事的是《史记》，尤其是《吴世家》《伍子胥列传》《楚世家》三段文字，层层递进，最终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完整叙述：“子胥、伯嚭鞭平王尸以报父仇。”

可问题是，《史记》出现时，离事情已经过了一百多年，是否加工过情节，是个问号。

清代史家顾炎武就怀疑：司马迁是不是有意夸张？是不是把一个毁墓的事实，写成了戏剧化的鞭尸？

目的是让伍子胥的复仇更具戏剧张力？

可真真假假，这一鞭已经成了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鞭尸之后，伍子胥的命运也迎来转折，他不再是那个为父兄复仇的孤臣，而是吴国的大将，是“毁灭楚国”的关键人物。

他不再属于楚国，他割裂了自己的出身、血脉、姓氏——鞭尸是他跟过去断绝一切的最后一刀。

有人说，他成了“异国的复仇者”，一个失去归属的人。他没有退路，只有仇。

后来吴王阖闾死后，夫差即位，伍子胥劝阻夫差北伐齐国、联合越国，没被采纳，反被疏远。

最终被赐死，传说他临终前对弟子说：“将我眼挖出，挂在城门，看越国灭吴。”一句话，咒死了整个国家。

伍子胥的复仇，到最后，是灭国级别的。

后人怎么评他？从古到今，没人能轻松评价伍子胥，有人喊他“忠臣”，有人骂他“逆臣”。

清代的魏了翁说：“此人助吴灭楚，败纲常也。”讲的是伦理：你哪怕再恨楚王，也不能引敌灭国。

可换个角度看，现代很多学者，却把伍子胥看作是“个人尊严反抗体制暴政”的先行者，说得再现代点，叫“公民不服从”的典型。

文学上，《史记》之后，伍子胥成了评书戏曲里爱说爱演的英雄。

现代小说里，冯至写他时，强调那种“宁为玉碎”的个性。而鞭尸场景，成了最具象征力的一幕——你可以质疑它是不是真实的，但你无法否认它的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