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6岁的丁玲，发文痛骂78岁的沈从文：“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沈从文听闻此事，无限悲戚地说：“丁玲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 丁玲与沈从文的交往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那时，他们和胡也频都是怀揣文学理想的青年，因缘际会之下相识并结下了友谊。 有一段时间，三人甚至曾共同居住，一起探讨文学，生活上互相照应。当时他们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沈从文在丁玲和胡也频遇到困难时，曾多次伸出援手。 1931年，胡也频不幸罹难，丁玲陷入悲恸。沈从文始终相伴左右，协助她料理后事。而后，他更是不顾安危，以“丈夫”之名护送丁玲及其幼子返回湖南故乡。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沈从文亦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各方营救。这些早年的情谊和患难与共的经历，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度被传为文坛佳话。 然而，两人在文学理念和政治倾向上，其实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丁玲的创作道路越来越与革命斗争相结合，她是一位坚定的左翼作家，其作品和活动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而沈从文则更倾向于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他专注于描绘乡土风情和人性之美，对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根本性的分歧，随着时代浪潮的起伏，为他们日后的嫌隙埋下了伏笔。 1933年沈从文所著的《记丁玲》一书，成为了两人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爆发点。当时沈从文误以为丁玲已经遇害，写作此书的本意是纪念友人。 但丁玲在事隔多年后，尤其是在1979年通过海外版本读到这本书时，感到极大的不满和愤怒。 她对书中关于她个人情感生活的描写方式尤为反感，认为沈从文以“低级趣味”歪曲了她的形象，将她描绘成一个沉溺于个人情感、甚至有些庸俗的女性，这严重玷污了她作为一名革命作家的形象。 丁玲在书的边页上留下了大量批注，言辞激烈地驳斥沈从文的描述。这种被“误解”和“丑化”的感觉，成为了丁玲心中难以解开的心结。 时间来到1980年，此时的丁玲刚刚经历平反，迫切地想要重返文坛并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在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她尤其在意自己的革命者形象和历史评价。 或许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当她认为沈从文早年写就的《记丁玲》可能对她构成负面影响时，她选择了公开发文，以非常严厉的措辞批评沈从文。 她不仅指责其作品“胡编乱造”，更将矛头指向其人格，批评他在动荡年代选择退隐是“贪生怕死”，是“市侩”行为。这在当时看来，似乎带有与她所坚持的革命立场进行切割，并划清界限的意味。 面对丁玲突如其来且公开的严厉指责，沈从文感到既错愕又伤心。他并未选择公开撰文回击，而是在私下向亲友表达了自己的委屈与悲戚。 他回顾了早年对丁玲夫妇的种种帮助，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朋友的情分，怎么也没想到晚年会遭到这样的攻击。 沈从文的性格相对温和内敛，晚年已潜心于文物研究，远离文坛纷争。这场风波过后，两人直至去世也未能实现和解。丁玲于1986年去世，沈从文则于1988年离世。 丁玲与沈从文从挚友到决裂的过程，固然有他们性格差异、文学观念分歧以及个人误解的因素，但同样也是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复杂处境的一个缩影。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道路，以及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都在无形中影响着个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恩怨，已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故事，也成为了那段历史中一个值得深思的注脚。它提醒着我们，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个体的情感、选择和命运，同样值得被关注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