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四野39军奉命由河南开拔经沈阳、从安东入朝作战。刚入朝，吴信泉军长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爱将--作战处长何凌登，竟然成为入朝第一个牺牲的烈士。此人也是让其妻子俞惠如一想起来就非常难过。为什么何凌登的牺牲让吴军长和其妻子都很难过呢？ 说起抗美援朝那段历史，总让人感慨万千，尤其是志愿军刚入朝就遇到的那些突发事。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第三十九军从河南开拔，一路北上经沈阳，再从安东过鸭绿江，正式踏上朝鲜土地。这支部队原本是四野的骨干力量，军长吴信泉带队，任务是支援朝鲜人民军，阻击联合国军南下。谁知，刚过江没多久，军指挥部就遭遇到空袭，参谋处处长何凌登成了全军第一个阵亡的干部。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难受，特别是吴信泉和他媳妇俞惠如，两人后来提起这人，总是一阵心酸。为什么呢？ 何凌登这人，1915年出生在福建福州一个穷苦人家。那时候福州城里穷人多，他家靠父亲在小职员岗位上挣点钱养活六口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十四岁他就出去闯荡，跑到上海投奔亲戚，一边在码头扛包挣饭钱，一边上夜校补课。那年头，日本鬼子步步紧逼，全国上下都闹抗日救亡。何凌登1937年就卷进去了，在上海街头用口琴吹些激昂的曲子，鼓动大家起来抵抗。 1938年，何凌登背着行囊到了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地方窑洞多，学员们挤在土炕上学军事，日子苦但劲头足。他学习认真，成绩拔尖，还爱吹口琴解闷，写一手好毛笔字，帮着抄讲义。1940年毕业后，先分到八路军115师344旅司令部，当作战科参谋，负责地图标注、敌情分析。接着调新四军第三师，继续干参谋活儿。解放战争打响，他跟着部队转战淮海、东北，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他已经升到第十三兵团第三十九军参谋处副科长。 抗美援朝一打响，何凌登就没闲着。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几名干部，组成先遣组，去朝鲜摸底。何凌登是39军代表，9月17日在中南海见到总理，总理还特意跟他握手，认出他是抗大出来的，叮嘱他好好干。他带队最早过江，二十多天里跑遍泰州、云山一带，测地形、探敌情，回来一汇报，军领导都点头称赞。10月19日，全军正式入朝，指挥部六辆车队夜里过鸭绿江，避开美机轰炸。22日夜，车队行到龟城附近山区，第一辆车上坡时司机开了小灯，被空中巡逻的美机发现。飞机俯冲扫射，还扔了两颗炸弹，第一辆车直接中招。何凌登坐在副驾驶，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5岁。这成了志愿军入朝后第一个阵亡的军人。 吴信泉为什么这么难过？一来，何凌登是他一手提拔的爱将，从副科长直奔处长，全靠吴信泉在会上力荐。部队里像这样懂业务、肯干活的干部不多，何凌登不光专业，还性格开朗，爱吹口琴给大家提神，吴信泉平时就当他弟弟使唤。二来，这次牺牲太突然了，刚入朝没几天，部队还没正式开打，就丢了这么个核心人物。 吴信泉后来回忆，那天车队调整顺序，何凌登坚持坐第一辆，说自己熟路，能指挥开车速，结果换了位置的吴信泉坐了第二辆，捡了条命。何凌登这等于用命换了军长的安全，吴信泉一想起来就堵得慌。战场上死人多见，可自家部队头一个就这样没了，还跟换车直接相关，他这军长当得心里过不去。第三十九军后来在朝鲜打了硬仗，吴信泉带队冲锋陷阵，但每次开会部署，总觉得缺了何凌登那份细致劲儿。这事儿成了他心头一根刺，晚年提起，还叹气说太可惜了，这么年轻有为的干部，就这么没了。 俞惠如难过，也不是随便说说。她是吴信泉的媳妇，那时候在军部留守处帮忙，管些后勤杂事。出发前一天，军部从辽阳启程，大家都上车了，就差何凌登一人。俞惠如自告奋勇去催，结果推门一瞧，何凌登正跟媳妇吴为真在家话别，两人正亲热着呢。她随口说了句“快走，大家等着呢，你们俩还磨蹭啥”，说完就后悔了。那话听着像开玩笑，可搁在要上战场的当口，就显得不合适。何凌登夫妇脸红着赶紧跟上车，谁知第二天就出事了。消息传回，俞惠如一听，脑子里全是那天的情景，总觉得自己那句话不该说，像是催命似的。 吴为真那时候怀孕两个多月，肚里孩子还没出生，就摊上这事儿。俞惠如心疼她，主动陪着去沈阳看遗体。到了那儿，吴为真抱着那把被弹片打坏的口琴，哭得死去活来。那口琴是何凌登的宝贝，从福州带到延安、淮海、东北，一直伴着革命路，也见证了他俩的感情。俞惠如在一旁扶着，帮着擦泪，后来每次想起，总觉得自己那天多嘴，添了不必要的尴尬，让何凌登走得更匆忙了。这份自责，成了她一辈子的心结。 何凌登牺牲后，部队没停步，继续往前推进。吴信泉派人把遗体从安东送回沈阳，安葬在当地烈士陵园，后来转到哈尔滨。吴为真生下儿子何志坚，一人拉扯孩子长大。抗美援朝这仗，志愿军总共19万多烈士，何凌登排头一个，他的名字刻在历史书里，也刻在老战友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