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陈泊，查阅毛主席近期日程表，得知两天后的上午，主席将接见新四军田守尧旅长。他当即审核田守尧的资料，发现他3月就动身来延安，而从晋西北进入川陕，路程这么短，一天走一二十里，也根本用不着3个月啊。哎呀，这里头有问题！ 延安的夏天，总是带着土腥味。 风一吹，黄土扬起来，糊在脸上。街上看着热闹，摊贩卖油饼，孩子追着跑，但在这背后，暗影始终在流动。那几年，延安是共产党人赖以生存的中枢，毛主席在这里，中央都在这里。谁都明白，只要这里出一点问题，整个局面就要动摇。 国民党和日本人早就盯紧了这块地。 军统、中统特务一批批往这边派，打扮成学生、商人、落魄流民，混在人群里。再加上日方的人马，也常想钻进来搅乱局势。 延安看似偏僻，其实是刀尖上的地方。 保卫处的工作就成了头等大事，每天查人，查信，盯着那些走街串巷的身影，力气都耗在这里。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名字慢慢被人记住——陈泊。 海南人，出身渔家，年轻时走南洋，在新加坡码头混迹。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参与过刺杀行动，炸药没带走敌人，反而把自己炸得伤痕累累。 左手没了，脸被火灼过，眼睛也受损。他活下来了，拖着一副伤身，却没有退缩，人们开始叫他“独臂英雄”。 1936年，他回国，到了延安。 最初在“红中社”做些刻板画报的杂活，不显眼。 后来被调到保卫处，渐渐显出能耐。他能伪装，敢冒险，还能从别人忽略的细节里看出问题。 一次，他扮成记者混进国民党的地盘，和对方书记长谈笑，最后带回一堆有用的情报。 毛主席打趣说，延安要是有几个“布鲁”（陈泊的化名），安全就更有保障了。 1943年夏天，延安差点迎来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那天，保卫处拿到中央的日程表，写着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毛主席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这种接见不稀奇，文件上经常会出现类似安排。可陈泊盯着这几行字，觉得不对劲。 田守尧三月就从华中出发，按理两个月足够到延安，怎么拖到六月才到？再看，他说介绍信在渡海时丢了，这就更可疑。陈泊立刻去查兵站，回信很快传来：没人见过他。再核对消息，真正的田守尧，已经在连云港一战中牺牲。那眼前冒出来的“旅长”，必定是假冒。 军统的心思很阴。知道田守尧战死，就找人冒充他的身份，混进延安。打的算盘很清楚，借接见毛主席的机会，近身行刺。要是成功，不光毛主席有危险，整个共产党领导层都可能陷入混乱。 陈泊的敏锐救下了这一局。他揪出破绽，立刻布置查验，把冒牌货拦在外。刺杀阴谋还没展开，就被彻底瓦解。 这件事没有被压下去，中共中央很快召开记者会，把军统的计划直接曝光。当时正好是抗战六周年，延安借机昭告全国，说敌人连这种卑劣手段都用上了，但阴谋被识破。这样的公开声明，不光稳住了人心，也让外界看到共产党在安保上的警觉。 那段日子，延安气氛紧绷。夜里巡逻的脚步声此起彼伏，抄电报的声音不绝于耳。来访的苏联顾问在日记里写下，延安防范森严，气氛紧张。美军观察组也注意到这里发生过刺杀未遂的事，对共产党人的谨慎态度格外关注。延安本不是世外桃源，而是战时的孤岛，却硬是靠警惕和组织守住了安稳。 陈泊没有因此就走到前台。他依旧在暗处工作。破获“汉中特训班案”，挖出一大批潜伏的特务，也是他亲手部署的。他像刀子一样插进敌人内部，再若无其事地回来。别人看他，更多是背影。 解放后，他去了广州，成了第一任公安局长，把这座大城的治安拉了起来。可命运没有给他安稳的下半生。1951年，“二陈事件”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他和同事被定为问题分子，从英雄变成囚徒。1972年，他在狱中病逝。八年后，才终于得到平反。 故事翻来覆去，到头来，最让人记得的，还是1943年那张日程表。昏黄灯光下，桌上摊着纸，字迹清清楚楚。陈泊坐在那里，盯着几行字，眉头紧锁。外头风大，吹动纸角。延安在夜里沉默，他却看出了端倪。就是这样一个眼神，把危险挡在了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