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铮铮牟永大：1940年代的信仰与坚守 1940年代，30岁，他被塞进烧红的铁皮桶，皮肤烫得滋滋作响，敌人的烙铁还在往肉里按——可哪怕惨叫震碎了审讯室，牟永大硬是咬紧牙关，半个字的秘密都没吐！ 没人知道，牟永大当初揣着地下党介绍信离开家乡时，兜里还装着娘缝的粗布袜。 他是四川涪陵人，家里世代种庄稼，1938年日军轰炸涪陵，他看着自家茅屋被烧，弟弟被弹片划伤，才明白“安稳过日子”得先把侵略者赶出去。 那时候地下党在涪陵动员群众，他没多想就报了名，化名“老牟”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当搬运工，表面上扛货，暗地里给同志们递情报——藏在竹筐夹层里的密信、写在烟盒纸上的联络暗号，他每次都攥得手心冒汗，生怕出半点差错。 他被抓，是因为叛徒出卖。1942年冬天，他约好和联络员在茶馆接头，刚把密信塞到桌腿下，就见几个便衣冲进来。 叛徒站在门口指认他时，他第一反应不是跑，是用脚把密信蹭到炭炉边，看着纸片化成灰才被按在地上。 敌人把他押到审讯室，一开始还假惺惺劝降，说只要供出地下党据点，就能给大洋让他回家。牟永大只冷笑，说“你们烧我家时，怎么没想着给我娘留条活路？” 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除了烧红的铁皮桶和烙铁，还把他的手指塞进竹夹里拧，指甲盖全翻了过来。 有次审讯完，同牢房的难友帮他擦伤口，发现他怀里还揣着半块干硬的玉米饼——那是接头前娘托人从老家带来的，他没舍得吃。难友问他“疼得快扛不住时，想啥呢？” 他喘着气说“想我娘在老家种的红薯，等赢了，我得回去帮她收。”其实他心里清楚，自己未必能等到那一天，可他更怕说了，其他同志会遭殃，更多像他娘一样的老百姓会没了依靠。 那时候重庆的地下斗争有多险？同志间接头要靠“暗语+信物”，比如递烟时烟嘴朝左是安全，朝右是有危险；传递情报得绕三四个地方，今天在码头，明天可能就改在菜市场。 牟永大干这行四年，从没出过岔子，他记熟了每条小巷的出口，知道哪家商铺的后门能通暗沟，甚至能从敌人的脚步声判断是巡逻队还是便衣。 可再谨慎，也防不住内部出叛徒——那个出卖他的联络员，是被敌人抓后没扛住酷刑，才把他供了出来。 有人可能会问，30岁的年纪，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牟永大就不怕死吗？ 他怕过，被塞进铁皮桶的那一刻，他疼得想昏过去，可一想到之前牺牲的同志——那个才18岁的小通讯员，被敌人打断腿还喊着“打倒侵略者”，他就咬着牙把惨叫咽回去。 他知道，自己多扛一秒，其他同志就能多一分时间转移；自己多守一个秘密，就能多保护一个像家乡一样的地方不被糟蹋。 最终，牟永大没等到回家收红薯的那天。1943年春天，敌人见实在撬不开他的嘴，就把他押到了歌乐山刑场。 临刑前，他对着天空喊“我娘等着我，中国等着胜利！”声音响得连看守都愣了神。后来同牢房的难友获救后，把他的故事讲给了更多人，人们才知道，那个在码头扛货的“老牟”，原来是个连死都不怕的硬骨头。 牟永大不是什么大人物，没留下惊天动地的功绩，可他用30岁的生命证明：有些东西比疼痛更重要，有些信仰比生命更珍贵。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正是无数个像他这样的普通人，用咬紧牙关的坚守，撑起了民族的希望。 要是他能看到今天的中国，看到老家的红薯地丰收，看到孩子们安稳上学，会不会笑着把娘缝的粗布袜拿出来晒一晒？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